论诉之利益
——基于正当利益的司法保护及中国实践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内容摘要】在解决新类型诉讼的过程中，针对法律不明的现实，理论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概念进行了拓展。本文将从正当权利的司法保护及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角度来探究诉之利益的概念、特点及认定标准，由此来更安全、合理地启动诉讼之门。
【关键词】诉之利益 新型诉讼 法外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就像谷口安平教授所言：“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出现了过去曾未有过的种种新类型
的诉讼。”[1]在当下中国，这种新型诉讼也不断出现。以下引述三个新类型诉讼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陶某因车祸致其嘴唇裂伤，故向法院诉称，因其嘴唇伤裂无法享受与亲人亲吻时的愉悦，而要求肇事者赔偿其亲吻权受侵害而造成的损害。[2]
案例二：1999年7月西安市民王某向法院诉称：被告西安有线电视台在播放《还珠格格》续集时，滥播广告，其中第14集插播广告70条，该集时间共约70分钟，而广告时间就占了27分钟，因而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正常收视权”，要求予以赔偿。[3]
案例三：吉林省长春市某殡仪馆一大早误将灵车开到陈某家，称要接陈某的遗体，吓得陈母当场心脏病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而事实上，陈某却出差在外好端端地活着。因此在与殡仪馆协商无果后，陈某遂以一纸诉状将殡仪馆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抚慰金。[4]
很明显，上述案件中原告所称的利益并未为现行法所“涵摄”，换言之，这些利益是没有被现行法赋予其“法律上之力”的，因而从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来讲，这些纠纷是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利益完全不同于赌债，它们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权利在国外已为立法，尤其是司法所认可。
针对现行法律的禁锢和乏力，要想对这些利益予以司法保护，就须对我们的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加以修正，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诉之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得以修正和发展的，从过去作为防止滥诉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到现今作为诉权保护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其概念本身亦有其不断演进，甚至嬗变的过程。因而正确认识诉之利益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恰当内含并基于此而构建一种可行的诉讼程
序，应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保护公民
正当利益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当然，为取得对诉之利益的广泛认同，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阐明对这些存于法律之外的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原因所在。所以本文将首先对法律之外正当利益的客观存在及须给予其司法保护的原因进行阐述；然后对诉之利益的含义、特点作以分析，进而提出认定诉之利益的参考标准；最后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几个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诉之利益解决新类型纠纷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二、给予法律之外的正当利益以司法保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利益
1．权利不限于法律上的规定，法定权利不是权利的全部。[5]这一观点已被法理学所普遍认同。换言之，法律上的权利仅仅是整个权利（或说利益，下同）体系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认清这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了权利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即将权利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按此论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作为价值概念的应有权利，是指人们积极追求的合乎道德的应为法律所确认和明确保护的权利。注意，这种权利实际上不一定已为现实法律所确认，但却是“应当”在目前或将来予以确认的。而法定权利则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最后，现实权利则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6]很显然，从价值化、法律化和实践化三个角度来认识整个权利体系，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法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即“应有权利”。
2．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常青。同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的法律亦有着不可回避的滞后性。实际上，纠纷的发生不是依据实体法律设定的规范和模式，而是根据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而出现的，我们如果承认立法与社会生活存在距离（笔者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自然不能要求纠纷的形成与实体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否则真是削足适履[7]。质言之，任何法律由于都是过于制定的，因而，肯定存在“新生的权利”。
3． 成文法总是有漏洞的。由于实体法规范的普遍性特征与事物的特殊性，立法者认
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关系的无限复杂性，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决定了法律本身必然有着天生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即完全有可能存在“漏列的权利。”
4．宪法权利亦是必须加以保护的。现实中针对上述案件，法院多以于法无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有《民法通则》、《合同法》这样的基本法，更有其上位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法律上之力”的权利，其力之来源决不应局限于基本法，更应包括《宪法》。更重要的是，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指在一般法律的后面，还有一个最高法即宪法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漏洞的发生。[8]诚然，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司法制度上，我们仍未真正确立宪法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公民以《宪法》的名义来维护其正当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从青岛三位中学生状告教育部到北京一老汉手持“宪法”拒绝拆迁。①这些事件都表明，无论是从维护《宪法》之权威性，使之不会成为所谓的“闲法”；还是从保护公民正当合理的权利来讲，都必须确立宪法诉讼机制。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之外，亦存有“应有权利”、“新生权利”、“漏列权利”和“宪法权利”等正当权利。为了克服这种缺失，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便是将人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律的运作程序，以司法者的认识来补正立法者认识之不足，使绵延的司法过程成为短暂的立法过程的逻辑延伸。[9]
（二）因上述权利而生的纠纷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进而赋予其“法律上之力”。
如果，我们承认在法律之外有正当权利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些权利难以实现时，赋予其“法律上之力”。也就是说，对因各种正当权利而生的纠纷不能以于法无据而不予受理，对此，理由如下：
1． 从权利本身的概念上讲，一方面“无救济则无权利”，另一方面“无法走向和接近
救济”亦无权利。[10]能否将上述的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不仅影响公民的诉权本身，亦对其实体权益有巨大影响。仅仅承认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权利，但却在该种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予救济，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权利的正当性。从法理学角度讲，承认权利的存在，就必须予以保护。
2． 从国家的职能来讲，对上述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是符合国家职责的。在现代国家
中，不仅国家力量取代了个人力量，“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而且，“公力救济”也被视为国家的一项职责。[11]国家及附属机器的产生和出现，是为了防止人类在无谓的冲突中归于消亡，国家产生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调节和遏止社会冲突[12]。因而即使法律对当事人的纠纷没有纳入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法院亦不能以此拒绝审判，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以解决纠纷为宗旨的含义。正是因为此《法国民法典》中便有法官不能以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审判的规定。
3． 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纠纷也是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从《世界人
权宣言》第8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请求实际的救济。”实际上，通过在既定法律中开列权利清单，以立法的形式来构建和完善权利保护体系决非正当权利保护的唯一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亦负有保护正当权利的重任。对此，我们可以观照一下英美法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可以说整个英美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通过诉讼从而引发权利的不断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院通过个案的解决一方面实现了对公民正当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使自己赢得了声誉。对此有学者指出：“保护潜在的权利人也是判例法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缘由”[13]。基于此，德、日等国家亦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拓宽了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日本有关日照权的诉讼。
当然，必须认识到，从严格依法审判的角度讲，上述纠纷似乎存在“法律上的不明”，
因而在实践中要想解决纠纷必须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证据理论中的证明责任的概念来作以论述。我们知道，事实和法律是三段论式的判决中的两个必要前提。然而在现实际中，案件事实有时是很难查清的，或根本就不可能查清。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能以事实不明为由拒绝裁判，所以在证据理论中就产生了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证明责任所针对的便是事实不明问题的处理。沿着同样的思路，由于法院亦不能以无所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裁判，因而我们针对“法律不明”，也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诉之利益。换言之，当纠纷无法律依据时，可凭诉之利益来予以受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承认诉之利益作为发动诉讼基础的观点，并不是否定管理权理
论的价值，而是说在传统理论不能解决问题时而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理论，对此仍可借鉴证据理论中的危险领域说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的补充作用来予以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英美法实践的是事实出发型思路，因而在英美法中上述纠纷是很
容易进入司法程序的。因而在英美法中就不需要存在诉之利益的概念。正是因为此，在美国才会出现儿子告老子，学生告老师，顾客告理发师等在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的诉讼。[14]由此，在英美法中如何防止滥诉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陆法国家中由于其贯彻的是法规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它在诉讼启动前便以既定法律对各种纠纷予以筛选，这必然会减损对正当权利的保护范围。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将那些请求对正当权利予以保护的诉讼拒之门外，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便一反其消极的排除不当诉讼的功能，转身具有了保护公民正当权利，扩大司法保护范围的积极价值。除特别说明，下文都是在诉之利益的积极功能层面上加以展开的。
三、诉之利益概念、特点及理论研究价值之探究
在我看来，诉之利益概念的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法东进”的结果，大陆法为适
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谋求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保护，因而必须首先在可诉范围上打开闸门。诉之利益便是启动这扇闸门的一把重要钥匙。由于这一钥匙的提出或说其价值从消极转向积极主要是学习和参照英美法实践的结果，因而在现有的理论中对诉之利益的基本内容、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都未有深入的研究。但要使得诉之利益课题研究的深入，对上述问题又不能回避。因此，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诉之利益概念之界定
当下，对诉之利益概念进行阐述的文章并不多，但许多学者在对诉权的论述中对此也
予以了界定。以下是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江伟教授认为，诉之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
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15]左卫民教授亦持这种观点。[16]
宁夏自治区人大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自治区人大


第一章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区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生活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自治区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实行绿化领导责任制，加强城市绿化教育，提高全民绿化意识，鼓励单位和个人种植花草树木，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和艺术水平。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各级城建监察机构受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实施城市绿化监察。
在城市规划区内，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绿化工作，按其规定执行。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它绿化义务。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将城市绿化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出分期实施计划，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七条 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和进行城市绿化建设，应当根据城市的自然特点和防治环境污染、风沙灾害等需要，设置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
第八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性能安排一定的绿化用地，其所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一）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0％，旧城改建区不低于25％；
（二）新建市区主干道不低于20％，次干道不低于15％；
（三）新建学校、医院、疗养院年、公共文化设施和机关团体等单位不低于30％；
（四）新建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低于30％，工矿企业不低于25％，产生有毒物质，污染环境的工厂不低于35％，并在其周围营造卫生防护林带；
（五）城市商业区不低于20％；
（六）其它工程建设项目地处城市建成区的，不低于25％，城市建成区以外的不低于30％。
第九条 城市苗圃、花圃、草圃等生产绿地建设，应当适应本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面积不得少于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2％。
第十条 城市中的各项建设，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和绿化规划留足绿化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按照绿化用地规定所占比例，审批建设项目规划方案，以确保城市绿化用地面积。
第十一条 城市中的现有单位或者居住区绿地面积低于本条例第八条有关规定并有空地的，必须留足绿化用地面积后，方可进行其他建设。
城市中现有街道和建筑物周围绿化面积不足或者无绿化面积的，应当采取平面绿化、垂直绿化等多种措施进行绿化。
第十二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小区，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必须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绿化需要和有关规定，安排绿化经费。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同意。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报当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设计方案应当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以适应本地区自然条件的植物造景为主，实行乔木和灌木、常绿树和落叶树、树木和花草、平面绿化垂直绿化相结合，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并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设计方案。
城市绿化工程竣工后，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应当按绿化设计方案对工程进行验收。
第十六条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由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二个绿化季节内完成。
第十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除商业区、居住区外，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按照绿化规划进行绿化建设的，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所缺绿化建设面积缴纳绿化补偿费，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进行绿化建设。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绿化管理工程实行行业管理、部门管理与单位、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并按下列规定负责管理：
（一）城市的公共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二）各单位附属绿地和生活区的绿化以及单位自建的公园、苗圃等由本单位管理；
（三）居住区的绿化，由居住区物业管理机构负责或者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单位管理；
（四）公路、铁路、河道、沟渠两侧的绿化，分别由其主管部门管理；
（五）城市居民在居住的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和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城市绿地和城市中已有的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用途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物。
第二十条 因国家建设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绿地或者城市中已有绿地的，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和部门或者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缴纳占用绿地费或者绿地挖掘赔偿费，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用地手续。
第二十一条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占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绿地管理单位缴纳占用绿地费，并在临时用地期满后按原样恢复绿地。
第二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和设施的行为：
（一）就树搭棚、盖房或者围圈树木；
（二）在绿地内放牧、堆放物料，乱倒、乱扔废弃物或者取土采石；
（三）在树木、花卉、绿篱附近堆放有毒有害物品及焚烧树叶、废纸等杂物；
（四）在公共绿地内擅自开设营业摊点；
（五）向树木、花草倾倒污水、热水；
（六）在树木上钉栓刻划、攀折花木和任意采摘树叶、花果、践踏草坪；
（七）其他损害城市绿化和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严禁擅自砍伐或者移植树木、绿篱。因建设确需砍伐或者移植的，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一处一次砍伐、移植乔木五十株或者灌木二十丛或者绿篱三十米以下的，由城市经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一处一次砍伐、移植乔木五十株或者灌木二十从或者绿篱三十米以上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砍伐和移栽树木的，应当对树权年有者给予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原则予以补栽。原地无法补栽的。可交纳树木补栽所需费用，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结地补栽。
因抢险救灾和处理事故等紧急情况需要砍伐树木的，可先行处理，事后应当及时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 禁止将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出租、出让或者设定抵押。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和陵园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报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技术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定期维护绿化设施，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凡须引进调入外地种苗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检疫。符合植物检疫标准的种苗，方可引进调入。
单位和个人的树木发生病虫害时，应当立即采取防治措施，并及时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城市树木影响管线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时，必须报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管线管理单位按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组织修剪。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事后应当及时报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九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古树名木进行统一登记、编号、造册，设立价值说明和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并建立档案，加强养护管理。
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宅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并补偿相应的养护费。
第三十条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时，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迁移工作。迁移费用由申请迁移的单位承担。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建设工程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处以所缺绿化用地面积建设费用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进行施工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报送审批绿批工程设计方案；逾期不报送的，处以绿化
工程造价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未按照批准的方案施工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绿化工程造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在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二个绿化季节尚未完成附属绿化工程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逾期仍未完成的，每年处以绿化工程造价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直至完成附属绿化工程。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规划绿地或者城市中已有绿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城市绿地，恢复绿地原状，并处占用绿地面积应当缴纳占用绿地费五至十倍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已形成的非法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限期拆
除，逾期不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或者没收。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临时占用城市绿地期满后未及时按原样恢复城市绿地，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不恢复的，处以应缴占用绿地费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非法出租、出让或者抵押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出租、也让或者抵押、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出租、出让或者抵押城市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十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委托城建监察机构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损害城市绿化和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已建的非法设施，可以并处五十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砍伐、移植树木、绿篱的，责令停止损害，并处以二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未经审批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责令限期迁出和恢复绿地原样，逾期的仍未迁出和恢复绿地原样的，予以强制迁出，并处以营业期间占地面积每日每平方米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检疫引进调 入种苗的，处以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不合格种苗，予以强制销毁，并处以一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未对病虫害及时采取防治措施的，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擅自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的，责令其停止砍伐或者迁移，并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城市规划、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地，包括以上六类：
（一）公共绿地：指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公园和动物园、植物园、陵园、小游园及街道、广场绿地；
（二）居住区绿地：指居住区内除居住区级公园以外的其它绿地：
（三）单位附属绿地：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管界内的环境绿地；
（四）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地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
（五）防护绿地：指用于城市环境、卫生、安全、防灾等用的绿带、绿地；
（六）风景林地：指具有一定景观价值，在城市整体风貌和环境中起作用，但尚没有完善游览、体育、娱乐等设施的林地。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化设施是指城市绿地的灌溉、防护、照明、装饰、指示标志及供游览休息等设施的统称。
第四十四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农林牧场、风景旅游区等城市型居民点的绿化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1997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