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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犯罪调查与分析

赖兴平　廖炯龙


　　一个人的校园时光正处于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校学生社会阅历简单，处事没经验，防范能力差，极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稍不留意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我院2006年以来办理了11宗15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这些案件分析我县在校学生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对检察机关如何遏制及预防在校学生犯罪作进一步探讨。

一、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多为初中生。我院办理的11件15人在校学生案件中，初中生就有14人，占案件总数的95％。初中时期是青少年叛逆心理最强的一个时期，对家长、学校老师的教导往往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对于同龄人或者比自己稍大的“哥们”的话却言听计从，极易受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的鼓动而走上犯罪道路。如胡某鹏和陈某洋抢劫案，两人是某镇初中在读学生，在外结交社会无业青年，后被他人唆使采用语言恐吓、砍刀威胁、搜身等手段抢劫本校学生。
　　二是作案形式多以团伙为主。由于学生能力所限，个人往往难以实施犯罪，于是他们转向社会寻找“兄弟伙”、“铁哥们”，进而形成团伙犯罪。这些团伙成员有的来自同校，有的来自同村、镇，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属于校内外勾结。如甘想某、甘柳某、魏志某盗窃案，三人都是在校学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而无心向学，向家里要钱不遂，于是共谋盗窃他人财物，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农村学生犯罪情况出现增多趋势。在农村，父母为生计而忙于奔波，无暇照顾子女生活和平时的活动情况特别多，我院办理的案件中来自农村地区、困难家庭的学生就有8件9人。如钟某文抢劫一案，其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伙同他人去到初一年级学生宿舍，对六间宿舍的十多名学生实施抢劫，抢得现金70多元以及收音机、风衣、手电筒等物品。
　　四是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在校学生犯罪动机一般比较单纯，大部分是由于不学法、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在盗窃、抢劫过程中被人教唆帮人“看风”，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不够成犯罪。在强奸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误以为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如我院办理的曾某文强奸案，由于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经幼女同意发生性关系不为犯罪，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后悔已晚。
　　五是经教育大部分都能投案自首。由于在校学生犯罪突发性、无明确动机犯罪占大多数，很多是一念之差而铸成大错的。案发后，更多的是找家长商量如何解决，家长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后，大都会劝导孩子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我院办理的11件案件中，8件10人在案发后能够自动投案或者在未采取强制措施前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二、在校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作为在校学生生理和心理未发育健全，不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复杂生理机制，缺乏抑制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而且逆反心理强，喜欢争强好胜，很容易在盲目模仿或偏激冲动中走向犯罪的泥潭，这些是在校学生犯罪的内因，然而从我院办理的案件来看，外在因素对在校学生犯罪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的不良诱因。首先是享乐主义的滋生。很多在校学生把穿名牌服装，买高档商品(如手机等)看成一种时髦，享乐欲望的膨胀促使自控能力欠缺的青少年追求畸形消费，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一旦自我调适不当，就不惜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来满足物质欲望。其次是“黄赌毒”的入侵。当前许多学生为考试而拼搏，生活单调枯燥，厌学情绪骤增，而社会上的“黄、赌、毒”乘虚而入，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追求一时刺激，盲目地学习和模仿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和文学作品中的犯罪手段和情节。再次是网吧、游戏厅的无序管理。各种迎合青少年好奇娱乐心理的游戏厅、网吧比比皆是，很多在校学生沉迷于网络聊天、网络游戏，无心上学，而由于对上网费以及部分游戏开支的需要，学生往往通过违法手段获得金钱，以至触犯刑律。
　　二是家庭的不良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纵，当孩子犯了小错误的时候，不但不指责其改正，反而宠爱袒护，使孩子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知错不改，一错再错，最后酿成大祸才后悔莫及。加上现在有些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对其在学校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疏于了解和掌握，对于孩子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扰没有给予及时疏导。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孩”，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有困难、困惑不知向谁倾诉，身边无人提醒约束、正确引导，久而久之形成了自暴自弃不良性格，往往是“糊里糊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是学校教育的失误。一是教育偏位。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较大比重，多数农村中学生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初中辍学）后回家务农，而学校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回乡就业的学生一般都缺少一技之长，智力劳动的价值又体现不出来，难有作为，导致毕业回村后容易无所事事，而滑向歧途。二是管理不力。学校对一些学生的喝酒、抽烟、赌博、报复等行为校方没有给予及时制止等，对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不够也未能入心、入脑，一旦有偶然性因素诱发，极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如我院办理的张某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与同学因一个乒乓球引起打架，双方相互殴打推拉，致使张某威倒地，造成胃内容物返流气管、支气管，导致气管、支气管管腔填塞、机械性窒息死亡。

三、遏制和预防在校生犯罪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院在办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对在校学生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初步取得了成效。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要做好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办理好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罪犯是一个尤其脆弱和敏感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会回归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一旦办案方法失当则很有可能导致不良效果。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在校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注意寓教于捕、寓教于诉，将挽救方针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时准确的办理在校学生案件，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保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由于在校学生身心不成熟、不稳定，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没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其犯罪较成年人具有特殊性。若简单地对其判处刑罚，一方面影响其学业，另一方面可能使其在监管场所被交叉感染，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对一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影响小、性质轻微的在校学生案件采取适度从轻处理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近年来，我院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对在校学生犯罪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二是着力建立帮教体系。司法机关不仅要建立帮教体系，而且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社会帮教工作，一是以“帮”为突破口。凡属在学的缓刑犯，要坚持与所在学校联系、磋商，请教育局出面协调，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争取让其复学。二是以“教”为本。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对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及时建立以公安、检察、学校班主任、监护人为成员的帮教小组，建立帮教联系制度和帮教网络，定期让他们向小组汇报思想工作状况，促进其思想转变。即使投入少管所服刑后，帮教工作仍继续向劳改场所延伸，通过联合监狱管教干部与他们召开座谈会，送去家乡人民的关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三是着力构建预防网络。要加强对开展校园治安调研工作,分析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在校学生犯罪及侵害中小学生权益案件的治理和预防建议，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减少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对少年的毒害。一是要协同公安、文化、工商等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清理各种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市场(特别是校园周边违规设立的舞厅、录像厅、电子游艺室等娱乐场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要协同公安、法院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引诱青少年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屡教不改、扰乱、破坏校园教学环境、危害学生人身、财产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加大惩处力度，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送工读学校，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责的从严从快批捕、起诉。
　　四是着力搞好法制宣传。法制宣传不仅包括在校学生，更主要的应该加强对家长、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的法制宣传。要通过新闻媒体、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面向全社会，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法制知识讲座、法制图片巡回展、开辟固定的法制宣传阵地等形式，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关心在校学生。其次要委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警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掌握学生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平时的表现,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成长过程和社会交往等情况。再次，要通过现身说法、案例评释、图片展览等形式向在校学生宣传有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作者：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赖兴平 廖炯龙

理论法学作为民诉法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或学说类型，是在超越注释法学的背景和语境下产生的，其基本特征在于为探寻根本的诉讼规律而从事价值分析，有时也落脚为对策法学。理论法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力图将一种类型的规范文本体系转换为另一种类型的规范文本体系，在这种文本范式的转换中，理论法学起到了桥梁作用和催生作用。

理论法学的学术品格

理论法学有两个主要品格:一是它的批判性或解构性，以此揭示传统文本范式及其话语系统的偏误性和滞后性;另一个是它的创造性或建构性，以此提出、倡导一种新型文本范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话语系统。为了使之带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禀赋，理论法学所依托的立足之本乃是民诉法律发展所呈现出的内在的或本质的规定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基本诉讼规律。理论法学不受现实的规范文本所束缚，相反，它旨在突破此种实定的规范文本。

因此，理论法学与规范法学、概念法学或注释法学等类法学的区别不在于对范畴体系进行简单的划分和归类，而主要在于透过范畴系统的表象而把握理论的实质指归。比如不能认为某些课题，如诉权论、诉讼标的论、既判力论等等，就一定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而其他课题如举证责任论、诉讼法律关系论、诉的要素论等等，就一定属于注释法学的范畴。私权诉权说、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举证责任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二元诉讼法律关系说等等，乃是对中国现行民诉法规范体系进行理解、阅读、阐释、刻画、梳理、整合的范畴系统，它们之被使用，目的在于证成现行民诉法文本范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属于描述性的注释法学;而同样属于上述课题范围或名目，宪法诉权说、诉讼标的新理论、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说、多元诉讼法律关系论或诉讼法律状态论等等，则因其具有证伪或颠覆现行民事诉讼规范文本系统的理论功能，而应被划归理论法学的范畴。

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

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既可脱胎于注释法学的范畴系统，也可以另辟蹊径，绕开难以化而为用的旧式范畴，而创设新型范畴体系。比如说，被民诉法学界称为“新三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价值论以及民事诉讼模式论，则在其产生之初便具有质疑传统民诉法学的特质，因而属于理论法学范畴。有些诉讼范畴论，如程序正义论、法律真实论、非法证据排除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论等等，在我国民诉法学语境中，则天然地属于理论法学的界域。

固然，理论法学的范围极其宽泛，因而不妨将其划分为本体的理论法学和交叉的理论法学两个类别来加以认识。

本体的理论法学是在传统的注释法学范围内，经过反思性批判和删改而延伸形成的，表现为理论范畴的内涵裂变、体系重组和结构再造等等，因而属于内生的理论法学。这是民事诉讼理论法学生成的主体性路径，也是正统民诉法学者所擅长的话语领域。但正如依托规范的注释法学一样，本体的理论法学也有视野不够开阔、深度不够等局限，因而是一种不彻底的理论法学。

交叉的理论法学则将民诉法学的理论根须导向其他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株枝繁叶茂的“理论之树”，其特点是“树”而不是“木”。交叉理论法学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范畴、命题、方法、话语来审视、解读、诠释、究问、检阅、求证民诉法学所关涉的诸问题。它具有两方面的基本功能——

一方面，借助交叉理论法学的研究，通过范畴启迪、命题转换、内涵蜕变等思维中介，可以在瞬间实现民诉法学的知识增量。同时，它推动民诉法学的传统范畴、本域命题、内生定义等涵养于现代范畴、跨界命题与外生内涵等宽阔的话语体系中，并历经相互间的碰撞、博弈、砥砺、磨合而生成崭新的民诉法学理论体系。这可视为交叉理论法学的内在功能。表征此一功能的研究范式不妨称之为“话语体系转换式研究”，这一研究路径与“本体生成型研究”相对而言。

另一方面，交叉理论法学的另一功能则被赋予了外在者视角下的特质，此即通过交叉理论法学的研究与开拓，使民诉法学走出自说自话的狭小空间，而融入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之中。将中国民诉法学研究融入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之中，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机一员，同时使后者在前者的推动下不断趋于进步，这便是中国民诉法学当下应当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当我们追问“什么是中国民诉法学的贡献”时，我们不仅要能够回答，我们对民诉法规范文本之优化和更新作出了哪些贡献，对民诉法的理解和实践应用作出了哪些贡献;更要能够回答，中国民诉法学在知识层面对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事实体法学的深化研究作出了哪些贡献，对宪法学的开拓性研究乃至对包括法哲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体系作出了哪些贡献。

反观中国民诉法学的研究现状，在理论法学尤其是交叉的理论法学的研究中依然乏善可陈。交叉理论法学的贫困化状态直接影响了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完善的科学性证成。例如，在本次民诉法修改中增加了一个“小额诉讼程序”。构建该程序的起始步骤即在于确定小额诉讼案件的数额标准，而这个数额标准应有符合实际的科学依据作为支撑，其确定过程难免需要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及其研究方法，而这一点在修法中却是严重匮乏的，以致目前关于小额案件的判断基准始终存有争议。

理论法学应作为民诉法学趋于成熟的指标之一

理论法学，无论是本体的理论法学抑或交叉的理论法学，虽然在表象上均与实践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但并不意味着理论法学就可以脱离对实践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理论法学最终的功能载体便体现为民诉法规范文本内在品质的优化与改良。如果理论法学缺乏这样的理论渗透力及其现实化机能，则它一定是苍白的，其理论价值也是有限的。

理论法学与其他法学研究范式或其他法学形态与民诉法的规范文本及其实践运作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关联性;从这种关联性中，可以折射出它们对民诉法的规范构筑及规范运作所起的不同作用及其相异的作用方式。这一点从中国民诉法产生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大致轮廓。

理论法学经由各种具体形态的研究范式而作用于民诉法的规范文本，并呈现出现实的立法物化成果之后，便完成了法学研究范式上的一轮运转;以民诉法新型规范文本为新的起点，注释法学、实践法学、对策法学、理论法学等等各种法学形态及其相应的主导性研究范式便开始了新的一轮运转。每一次运转，都经由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将民诉法学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见，各种法学研究范式及其相应的法学形态相互之间虽然在历史上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态势，但中国民诉法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交错的，所区别的仅是各种法学形态在整个民诉法学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而已。从以某种法学研究范式为主向以它种法学研究范式为主的转化与更迭，表征着中国民诉法学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民诉法学研究方法论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由此看来，我们说中国民诉法学已日臻成熟，并不是简单地以各种具体法学形态向理论法学形态的转变作为标志的，而是以包括理论法学研究范式在内的多重法学研究范式并存共进且相得益彰为根本特征的。研究方法论上的多元递进构成了中国民诉法学现代化转向的重要内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