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选择与平衡理念

黄子宜 张寰


摘要：公司治理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情况，在公司法立法中，可以考虑引入博弈理论为基础的公司法立法模式，实现公司自治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公司治理 博弈 平衡

Abstract: Corporation governance is focused upon all the world.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china, in reform of corporation law, we could introduce the model, which based on the combat theory, into our law, and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law and self- governance.

Key words: Corporation governance combat balance

不论是大陆法系的法人实在说抑或是英美法系的法人拟制说，都毫不否认公司法人治理研究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近两年美国的公司丑闻更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关注。
对什么是公司治理，学理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狭义者以玛格丽特•布莱尔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在公司中建立规则以限定控制权、决策程序、责任、各种索取权等问题[1]。而广义论者则将其扩大到了更大的企业制度层面上加以考量，认为：公司治理广义地讲就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2]。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观察，在公司的制度安排上，无不体现出一种平衡观点：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考查，公司治理实际就是公司在构建过程中，多种因素之间的利益平衡，现行公司的制度，皆可被理解为平衡内生产物，以公司董事会为例：威廉森以及法玛都认为，公司董事会是作为一个控制工具而内生形成的[3]。国内也有人积极回应了这样的观点，例如：“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态中寻找平衡” [4] 。“就其本质而言,公司可以被看作相互交织的众多利益的锁链。如何有效协调包容于公司中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避免各利益主体间的相互掣肘,是关乎我国公司能否健康、高效发展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也是我国公司立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5]”
平衡论清晰的表明了公司治理的核心理念，但是，在探讨公司治理的论文中，讨论股东、经理、董事会的平衡关系、讨论公司和相关方关系的论文非常多，很多而探讨立法模式平衡关系的很少，一个似乎被人所忽视而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法律规定能不能主动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强制性规定，法律干预与公司自治的平衡点又在哪里？

一、 法定治理模式之弊
在探讨公司治理的众多观点中，一种明显的倾向是信奉公司治理法定主义。即相信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某种可以被“规定”的、比较固定的模式，简而言之，可以由公司法律法规、证券法等来“规定”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法律、法规、规则等来自于公司外部的强制性“规定”，被异乎寻常地看重。例如，规定公司应该有多少独立董事、规定董事会应该设什么委员会等等。我国的公司立法是其典型代表。例如：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11条职权、董事会行使9 条职权、经理行使10条职权、监事会行使5 条职权等。
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很好呢？仅仅从法律的文字和逻辑上推敲，我国现阶段的公司立法在逻辑上毫无异议是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但这样的结论的前提必须是：每个法律规定的机构，股东大会、经理、董事及监事会能完全尽职尽责，恪尽职守，而我国的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经理层、董事层乃至监事会都可能曾经在“同一口锅里舀饭”在我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要求他们能相互制衡，主动为第三方利益做出考虑，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换个角度思考，如果经理、董事不按照法定规定履行其职责，也实在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法律来予以调整。另一个方面，法律虽然规定得很好，各公司也可能依法设立了机构，只是这些机构在公司内部的权利划分中往往只保留虚名，如果真实的调查各公司真实的权利划分和机构配制情况，结果恐怕会让所有立法者灰心的，频频暴光的股市黑幕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可见，即使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内部制约机制不足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公司的自治也是应该充分尊重的，法律规定得过于严格，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自治呢？
从商法规范构成的一般原则上看，交易规范适宜任意性规范而团体规范适宜强行性规范。这点似乎为公司法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定的法理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商法毕竟是私法，私权的尊重同样重要。特别是，我国先阶段，公司的开放程度不足，从证券的角度观察，那就上“一股独大”的现象，这一现象在近年内恐怕难有根本改观，这就决定了一个现实：我国的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色彩浓厚，其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不涉及到外部的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强行法的过渡介入实在是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前文所叙述，即使有了严密的法律规定，在封闭性色彩浓厚的环境中，架空法定机构的权利对于公司而言实在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即使是现在为众人所关注的独立董事，也很难想象在不能充分控制公司财务或者人事的情况下，能对公司的决策参生决定性影响。
小结
公司治理模式的立法规定不是不重要、不需要，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法定治理模式在实施上存在巨大的障碍，可以说，每个公司在自己的财务及人事安排上，总有不足为外人道之考虑。因此，要求严格的法定治理模式适用所有公司，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公司治理的探索中，还应该探索其他理论。

二、公司治理的内部平衡的博弈——另一种理念
如果说将公司治理理解成为法定遇到了障碍，那么，将内部治理理解成博弈规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外的理论和思路。“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6]
在诺斯[7]看来，制度就是博弈规则，而且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规则，如法律、正式的合约等，而另一类是非正式规则，如习俗惯例等。而青木昌彦[8]进一步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系统，是通过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互动而内生形成的， 因而是可以自我实施的。如果能将博弈平衡理论恰当的引入公司治理中来，以加强公司的内部制约机制，似乎是可行的选择之一。
依据这种观点，公司治理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机械的法定。实际上，法律可以认可某种平衡，但绝对不可能创设某种平衡。如果我们把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内生的博弈规则，那么，一种平衡就需要各参与者通过反复博弈才可能实现。在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之前，各参与者都会有比较大的策略选择空间，即使是已经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外在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打破旧均衡而导致各方以新的博弈策略寻找新的均衡状态。所以，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博弈参与者— —股东、董事、经理—— 之间的权利配置不会是固定不变的。
以美国为例，从代表的国际主流公司的权力配置基本框架。在这种主流公司法律中，董事会拥有公司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权力。但是，美国公司法律中公开型公司，和封闭型公司的权利配制是有很大差异的，开放型公司中董事会在权利分配中占优而封闭性的公司中，股东权利配制占优。
分析原因，首先是与美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第一，是美国传统中公司的理念永远是“股东利益至上”，于日本的“员工利益至上”和欧洲的“消费者（相关方利益至上）”分野明显，可以说，美国公司治理的形成，与这种文化认知密不可分[9]。
其次，与我国不同，美国的公司很少有“一股独大”[10]的现象，股东之间的独立性较强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依附关系较少，这与我国公司改革中因职工执股而形成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依附关系差异相当大，也就给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博弈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也为利用开放性公司分析权利配制如何经过博弈有股东转入董事会提供的资料。
在美国，开放型公司是制可以向公众公开募集股份，股东的人数没有限制，股份也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通的公司。法律仅对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有大致的规定，即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权力由董事会行使，或者由董事会授权行使，所以，董事会只要愿意，完全可以直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务。实际上，法律的规定应该理解成为是对权利配制的一种认可或者指导，而不是对治理加以规定。
在封闭型公司而言，股东的权力非常大，股东可以通过书面协议在任何方面限制董事会的权力（当然也相应解除董事在这方面的责任），甚至可以不设董事会，由股东直接管理公司的事务。而在开放性公司中，股东的权力基本上只限于对董事的选择权，以及当资本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动时的表决权。如对增减股份、发行债券、兼并收购、合并分立等事项的表决权，且是通过股东会行使选择权和表决权[12]，美国公司法律基本上不对经理权力作具体规定，经理的权力是一种授权，来自于董事的酌情授予，经理的权力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
分析两种模式的根本差异，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法律对公开型公司的股份转让非常宽松，基本上奉行“披露主义”，美国的多层次证券市场也非常发达。因此，股东可以比较方便地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以及公司收购制度的发达和完善，从而对掌握公司巨大权力的人进行有力制约。
而封闭型公司，股份不能自由转让，所以必须要对董事会的权力进行直接限制，甚至取代董事会而直接管理公司事务。当然还有一点是美国的公司发展在早期都奉行家族管理，公司和家族成员关系密切也是股东主动参与公司经营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公司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对于公司董事以及经理的权力限制，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经营和事务由董事会管理，而现在，以特拉华州公司法和“模范公司法律”为代表，规定公司的经营和事务在董事会的指示下（由经理）进行管理。
这样的变化和公司治理中两次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显然，在美国公司立法中，股东是公司所有人，但在开放公司中，是让股东来管理公司是不太现实的，从特拉华州公司法和模范公司法上看，立法者已经认识到，尽管（开放型）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但由董事会来直接决定公司事务是脱离现实的，由职业经理根据董事会的指示来决定公司事务才是现实选择，而“在董事会的指示下”恰恰使公司权力配置充满弹性也充满不确定性。
对美国公司权力配置的变化历史进行考察，能得到的结论是：即现代的公司法律越来越宽松和充满弹性，无论是在公司组建时、还是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股东和董事都有着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来决定公司的权力配置或改变某种权力配置。实际上，公司治理的两次重大变革也正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公司治理中法定成分越来越少，而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成分越来越多。
进行选择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股东在组建公司时通过公司章程、以及在经营过程中随时通过其他文件来限制董事会的权力，董事会也可以随时通过文件来限制经理的权利、纠正经理所批准的交易。实际上，这样的模式提供了三方的冲突和博弈空间。毕竟，一种良好的制度是在不断的实际冲突中不停磨合和冲突产生的，法律可以宏观引导，可以原则性调整，但是要求法律能深入每家公司内部为其规定通用的治理模式，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三、 法定治理与任意治理——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则与平衡
分析到此，能作出的一个结论是：公司治理的博弈理论比法定主义更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基于公司治理博弈理论的立法模式将成为公司法发展的主流。
但是，不论是哪种方式，在我过都可能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那就是我国这两种方式的照搬都可能遇到问题。对于现行的立法规定的模式，其弊病前文已经分析过了，那就是一个公司架空法律规定的结构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同时，即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怠于履行其职责，或者以消极的方式履行职责，“公司自治”也是非常合理的借口，使法律难于深入调整。
而博弈平衡理论缺陷则在于：在我国，一股独大的情况太普遍，股东、董事与经理与公司的人身依附关系太强，典型的情况是：大型公司，具有人事档案的管理权，从而能对公司高层人员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博弈空间过于狭小，实在难以通过博弈形成三者有效的制约机制和权利平衡。
但是，应该看到，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公司的治理模式不是长久之计，通过立法方式予以指引在短时间内的确效果显著，这点从《公司法》实施后公司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从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但是，多年的管理问题仍然没有通过公司立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
1、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投机行为十分明显，稳健增长性公司不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2月20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野生动物的保护
第三章 野生动物的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的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等活动，必须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
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办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均系指前款规定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它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资源，是指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所称野生动物产品，包括野生动物任何可辨认部分、附属物及含野生动物成份的制成物。
第四条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依法进行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和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解决。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省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绩显著的；
（二）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和应用推广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
（三）发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揭发有功的；
（四）在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中有其他贡献的。

第二章 野生动物的保护
第八条 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从国外引进的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以外的其它野生动物，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列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组织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活动。每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为省“爱鸟周”，十一月为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第十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制定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方案。
第十一条 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区和水域，候鸟的主要繁殖地、越冬地和停歇地，应划定为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由市（地）人民政府或者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二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生物技术措施和工程技术措施，改善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和食物条件。
禁止破坏野生动物的窝、巢及其它生存环境。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受伤、病饿、搁浅、迷途或误入港湾河汊受困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禁止超标准排放工业污水、废气，堆积工业废渣，倾倒生活垃圾及使用有毒、有害药物。
第十五条 因保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它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野生动物的管理
第十六条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管理，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章和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禁止猎捕、杀害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交换、赠送等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向市（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发给特许猎捕证。
第十八条 猎捕国家和省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市（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狩猎证。狩猎证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持枪猎捕的，必须取得县（市、区）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
第十九条 猎捕者必须按照证件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第二十条 在城市市区及近郊区、风景旅游区、自然保护区、禁猎区和禁猎期内，禁止猎捕和进行其它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
禁猎区和禁猎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一条 禁止使用军用武器、体育运动枪支、汽枪、地枪、排铳、地弓、铁铗、粘网、毒药、炸药和陷阱、火攻、掏窝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其它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第二十二条 严格猎枪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制度。经销猎枪、弹具的单位，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在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配的指标内销售。购买猎枪、弹具必须经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同级公安机关核发购买证，凭证向国家指定单
位购买。
第二十三条 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
驯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市（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禁止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驯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政府指定的收购单位，按照规定出售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第二十五条 经营利用国家和省非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必须经市（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经营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凭经营许可证核发营业执照。
未取得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第二十六条 持有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年度限额指标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不得超限额经营。
第二十七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依法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办法，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运输、邮寄、携带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由市（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准运证；出省境的，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准运证。
运输、邮寄、携带国家和省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或省境的，由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准运证。
交通、铁路、民航、邮政部门凭准运证办理运输、邮寄、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业务。
第三十条 出口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批准，并取得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三十一条 禁止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准运证和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第三十二条 外国人对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或未按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处以一千至五千元罚款；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狩猎证或未按狩猎证规定猎捕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以五十至五百元罚款，并可以没收猎捕工具，吊销狩猎证。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持枪证而持枪猎捕野生动物的，由公安机关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破坏野生动物的窝、巢的，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以一百至三千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场所，超标准排放工业污水、废气，堆积工业废渣，倾倒生活垃圾，使用有毒、有害药物的，由环境保护部门会同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未按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驯养繁殖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驯养繁殖动物和违法所得，并可以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运输、邮寄、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违法金额二至八倍罚款。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没收的实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条 非法进出口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准运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百至二千元罚款。
伪造、倒卖特许猎捕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有关主管部门执行罚没处罚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同级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第四十三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核发的检查证。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海关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海关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