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加强检察干警道德修养的借鉴意义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院 黄秋玲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民族，在依法治国、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需要社会主义道德的支撑，更需要具有高素质的、极富道德精神的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来全面推进检察队伍建设和人民检察事业的新发展。高尚的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得益于后天的修养。因此，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对于加强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造就新时期的优秀检察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 励志竭精，始终不渝
儒家认为：人贵有志，凡人皆需立志，而立志在于得道。立志，即树立人生的远大理想。孔子曾说：“士志于道”、“不患无立，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孟子也曾提出“尚志”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人确定了志向就要坚定不移，要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定人格。可见,立志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顽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使一个人的道德理想持之以恒，并经过长期艰苦的自觉磨练，坚韧不拨、百折不挠，从而达到实现理想的境界。
古今中外，大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多是在立志坚定的道德修养上有所诣的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热情倡导人们要“重大志，修人品”，“恢弘志士之气”，力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他辅佐刘奋，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死而后已，成为一代豪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提出“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并把“以天下为己任”、“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和道德理想，激励自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使自己从一个普通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朱德、贺龙、陈毅等同志都是从追求新的时代的道德理想开始，不惜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优越条件，甘冒牺牲生命的危险，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写下了美好而壮丽的人生篇章，为后人所景仰。
当前我国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作为新时期的人民检察官，理应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我们永恒追求的检察事业中去。对每一位检察人员来说，立定志向，为检察事业献身既是法律上的要求，也是人生价值的要求。检察事业的各个岗位呼唤的是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人，需要的是那些励志竭精，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人；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目光短浅的人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二、乐为知耻，修正错误
儒家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立志”，还要乐为知耻，把完善修炼变为自己生活的内在需求和情感寄托，把志向变为“好乐”的行动。做人既要知道有所为，又要知道有所耻而不为，注意“行已有耻”。要“守死善道”、“死而后已”，不论遭受任何挫折，都要经得起考验，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气节。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乐为知耻”、“知错必改”的模范人物：唐太宗李世民有知过必改、善纳忠言的美德，毛泽东更是说出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句至理名言为后人传送。
当前，把“见善必迁，知过必改”的善德作为检察官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尤其重要。一方面要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立场坚定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谋利；另一方面还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大无谓革命气慨，做一个憎恨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堂堂正正的为人民所信赖的“清官”。
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利益驱动和资产级阶腐朽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等“洪魔”冲击着人们的人生观，这种形势给每位检察干警都带来了更艰巨、更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多样化的道德取向中，必须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一方面牢牢守住自己的心理防线，知道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处处以大局为重，严格按党纪、政纪和检察纪律办事，不越雷池；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抛弃个人和小集团私利，清除意识中的邪恶念头，，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去实现个人的美好人生精神境界。
三、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怎样搞好政治这一问题，在回答鲁国宰相季孙时曾高度概括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意思是说，要搞好政治，官员自己要作出榜样；正人者以身作则，品行端正，执法守法，又有谁敢犯法越轨呢。他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讲：“其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所谓正己，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要“言必有中”、“时然后言”（该说时再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表现在取财问题上就是“见得思义”、“见义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为政者“正大光明谓之政，国泰民安谓之治”。政是治的条件，治是政的结果，两者不能偏废。在我们国家，检察机关担负着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实施法律监督职权。检察人员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应要求自己品行端正、严于律己、以德服人。由于我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残余不可能完全消除，容易使个别的检察干警觉得自己超人一等，从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只知道用法律的镜子去照别人，而不知道照一照自己，执法犯法，甚至贪脏枉法，结果往往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一般来说，当“正人”不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时比较容易；而“正己”则相对来说要难得多，因为这要时时、事事、处处以法律和检察纪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往往会触及自己的利益。正因如此，我们要从学习儒家的“正己”思想开始，以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为理念，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谋特权和私利，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率先垂范，时时刻刻以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使我们的检察工作全面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的工作大局。
四、 自重自省，防微杜渐
儒家认为，一个人要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经常对自己的言行做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要知错就改。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做自我检查，经常反躬解剖，省察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儒家还主张，人对自己的缺点要像攻击敌人那样毫不留情；对别人的缺点，则取宽容谅解的态度；而一个人要及时改过，还要“自讼”，即对自己的不良思想和行为，要勇于揭露，并经常自觉地与之作斗争，进而克制它，使自己的言行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都说明了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关键在于自己，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由于封建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在进行道德修养时，既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在自己头脑中加强自我监督意识，在各种环境中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境界，逐步地培养起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还要以儒家的“内省”、“自讼”提高自身素质，要察过迁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客观冷静地对自己的行为、道德进行评判，公开或在内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的行为表现。此外，还要做到当看到别人的优点时，就向他学习；当发现他的缺点时，就先看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缺点，找出不足加以改进，使错误行为防患于未然，不能固执己见，这样不仅不“丢面子”、“失威信”，反而会增加威信，赢得尊重。
五、 忠实守诚，实事求是
孔子认为：只有对人做到“言中信，行笃敬”，才能使别人在心理上消除对自己的疑虑和偏见，才能在社会人群中“立”得住、“行”得通。所以，修身之道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守一颗诚实之心，这也是成就事业的根本点和原始点。荀子发扬和继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且将行为上的自诚自明当作大仁加以弘扬，提出了“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和“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桥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的修身之道，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方法都提出了大量精辟的阐述，他重视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的气节操守。
检察事业需要忠心耿耿的实干家。做为人民的检察官，应将忠实作为自己的职业本色，忠实于党和人民，忠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忠实于法律和事实。忠实守诚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现实中有的人错误地认为老实人没出息，其实，真正的老实人是最聪明的人，这些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为社会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是真正的有道德修养的人。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老实人”有这样的评价：“马克思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一切尊重科学和客观事实的人都是老实人。”那些善于耍“小聪明”，什么事不会办、什么事不愿办、什么事办不好的人，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六、勇于实践，表里如一
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不在于他的言辞如何，而在于他的实际行动，即内在修养最终要落实到“践行”上，这是儒家的又一个道德修养观点。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力行近乎仁”，如果一个人只是花言巧语，夸夸其谈，而不进行实践活动，那就违背了仁。孔子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嫌恶那种讲空话、大言不惭的空谈家。他主张：“言必行，行必果”，“敏于事而慎于言”，一个人如果只有口头上的知识，能言善辩，而没有行为上的表现，那是最可耻的。
道德品质具有知行统一之特点，道德修养是一个在社会实践中反复磨练，逐步完善的过程。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发现自己头脑中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错误行为，体会道德行为的意义，从而产生纠正错误的要求和确定自己修养的方向与目标，自觉努力进行道德修养。其次，实践检验人的道德品质水平，且道德品质也只有在实践中磨练，才能转化成稳定的具有个人特征的行为习惯。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职业实践，是每一位检察人员加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检察人员在形成良好职业道德的过程中，离不开生动的社会实践，离不开自身的主观努力和自我修养，因为宏伟的事业是靠实实在在的、微不足道的、一步步的实践积累获得成功的。检察事业任重而道远，一个只说不做、纸上谈兵、议多而行少的人最终难成大事。
当然，任何现实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从事检察工作难免会遇到暗礁和险峰。因此我们不但要肯干、会干、能干，而且还要敢于面对风险和挫折，要善于运用智慧处变不惊，化险为夷，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检察事业作贡献。
时代的车轮督促着检察官前进的步伐。每个检察人员都应在不懈追求道德理想的过程中鞭策自己向真、善、美前进，在轰轰隆隆的职业实践中发扬改革创新和争创一流的精神、无私奉献和拼搏奋进的精神、只争朝夕和团结参与的精神，真正树立起“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清醒、业务上过硬、作风上廉明、行动上自律”良好形象，使深受人民欢迎的社会主义检察职业道德在我们的队伍中蔚然成风。


赵秉志教授与刑法改革及刑法理论的发展

2001年2月9日 14:06
　　赵秉志，男，1956年生，河南南阳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1988年3月获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1年赴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等多种全国性学术职务。长期以来，赵秉志致力于中国刑法改革，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一国两制方面的的刑法问题，以及国际犯罪和国际刑法问题的研究，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100余部，个人著述达500余万字。论著曾十多次获得国家级、部委级或院校的奖励。他还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国家、部委级科研项目及与香港、日本、法国的合作研究项目20多项。由于教学科研成绩斐然，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3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奖”；1993年10月起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律贴”；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评定为“全国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赵秉志教授的学术贡献颇丰，下面择要予以介述。
　　一、对中国刑法改革的研究
　　赵秉志较早地关注中国刑法的改革与完善。1988年至1997年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主要成员之一，他一直参与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工作。他结合其参与刑法立法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出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刑法修改完善、涉及宏观微观多方面问题的论著，为我国刑法的修改完善提出了不少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宝贵建议。他指出，刑法观念的更新和变革乃刑法改革首当其冲的问题，为此需要树立这样五种刑法整体观念：经济刑法观、效益刑法观、民主刑法观、平等刑法观和开放刑法观。并认为，完善刑法，在总体方向和原则上，应当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维护改革开放为宗旨，坚持立足现实与预见未来相结合，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把握刑法机制的完善；坚持立足本国实践经验与借鉴外国立法经验、考虑世界刑法发展趋势相结合；注意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力戒“宁粗勿细”的观念，力求详备具体、明确严谨。在下列具体问题方面，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关注：
　　1.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及类推的废止
　　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明确定罪刑法定原则，却在第79条规定了有罪类推的制度。在这种立法背景下，对于中国刑法是否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则充分肯定；还有的学者认为“罪刑法定是基础、类推是补充或例外”，因而中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赵秉志指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当时中国刑法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肯定论和否定说，均是明显不妥的；持相对论者提出所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以类推为补充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不妥当的。应当说，当时中国刑法基本上实行了罪刑法定原则，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可、重视和贯彻的程度还存在不足之处，类推制度以及某些单行刑事法律中的溯及既往效力的规定，既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变通和补充，也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而是尚未完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表现，是在修改刑法过程中应克服的不足之处。在刑法中应否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类推？这是近十余年来刑法修改中争论十分激烈而又关乎刑事立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有人赞成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人则表示反对；赞成者中有人亦主张同时保留类推制度。赵秉志在刑法修改研拟的整个过程中，力主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且废止类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证。他认为：(1)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并废止类推，符合世界刑法发展潮流；(2)罪刑法定本质上否定类推，类推不利于法治和人权的保障；(3)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和废止类推，必然促进和有助于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必然有力地改善和强化刑事司法；(4)实行罪刑法定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完全可行，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和禁止类推的各方面条件完全具备。1997年修订后的我国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类推。赵秉志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指出要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仅仅排斥类推是不够的，从其价值内涵出发，刑事立法和司法在许多方面尚需不懈努力。
　　2.刑法典的体系结构
　　刑法典体系结构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刑法典内容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赵秉志较为领先地系统探讨了刑法典体系结构的完善问题，多次撰文阐发见解，为立法机关修改刑法提供了合理建议。他倡导在刑法典总则中增设“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正当行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待遇”和“保安处分”等专章，将“犯罪与刑事责任”一章一分为二；根据全面充实、科学分类和合理排列的原则将刑法典分则进行“小章制”的分类。他的诸多见解，在经过刑法界反复探讨和争论后，得到较为普遍的赞同，其中不少立法建议，已为立法机关的刑法修改工作所采纳。如他率先提出的将妨害司法罪作集中规定的建议等。
　　3.死刑的立法完善
　　在中国刑事立法、司法与理论界，死刑立法问题是一个敏感、颇受关注且极具争议性的问题。80年代初“严打”方针确定后，关于死刑的规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系列单行刑法中日渐增多，有关立法还通过大范围下放死刑复核权等途径扩大死刑的适用，与此相应，司法机关定罪处刑的重刑化倾向也日益明显。死刑立法与司法的膨胀，引发了包括赵秉志在内的一些刑法学专家学者的理性思考。针对这种情况，赵秉志著文指出，刑事立法在处理刑罚轻重的设置问题上，关键在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应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建立轻重适度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幅度。他认为，大量增加死刑立法，实际上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对犯罪的增长所作出的本能的、直接的反应；在报应观念根深蒂固、重刑主义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中国，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立法不应一味地去迎合、满足普通民众出自本能、情绪性的报应要求而增加死刑立法，而应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削弱民众强烈的死刑意识；死刑对罪犯的报应和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自然是其他刑罚无与伦比的，但如果过分地崇尚与依赖死刑，则必然会使法律失去正义，失去公众的尊重和支持，包括罪犯在内的人们必然对这样的法律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以至心理上的抵触。就死刑立法完善的原则和具体举措，赵秉志作了系统、细致的论证。例如，提出必须坚持总则与分则规定相结合控制死刑，对于刑法中死刑规定较多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原则上删除死刑的见解等等。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对死刑立法的限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赵秉志认为，在该部刑法典中，限制和减少死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立法者的重视，但目前死刑立法仍有过于宽泛的问题；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死刑观念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立法者和司法人员对于刑法的人权保障观念也会愈来愈强，对死刑的限制相应地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加强；从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的文明与进步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甚至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逐步废除死刑，应当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在死刑问题上的主导方向。
　　二、对刑法解释的研究
　　赵秉志曾在我国刑法学界最早撰文，对最高司法解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并就刑法中扩张解释的一些疑难与争议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刑法的最高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最高司法机关，公安部和司法部不能成为主体；最高司法解释只能以全部刑法规范为解释对象，且仅限于司法机关司法活动中遇到的有关刑法适用问题；制定最高司法解释，应当坚持维护法制的协调统一原则和及时与慎重相结合的原则；最高司法解释的用语必须明确和具体，以免给实践造成混乱和困难。关于刑法的扩张解释，他按解释权力的大小所决定的解释效力的强弱，将之分为四种：立法扩张解释、有通行效力的司法扩张解释、无通行效力的司法扩张解释和纯学理的扩张解释。他指出，对扩张解释与类推应作严格区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适用是因为法律条文的字面无明文规定而按照立法原意揭示出法律条文逻辑上包含的意思，后者的适用则是对法律条文既无字面明文规定又无逻辑上包含的行为和事实比附援引。
　　三、对犯罪构成共同要件逻辑顺序的研究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的核心。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是按照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来排列的。但对于这样排列的理由，各种论著和教材一般都未有论述或介绍。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中，赵秉志逐渐认识到传统观点的不足与缺陷。他认为，传统的观点对犯罪构成的四个共同要件的排列，无非是以认定犯罪的过程为依据，这种思维方法的合理性固然不容否定，但从这个依据出发，将四要件按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顺序来排列，却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以杀人案件为例，人死了，首先面临的是这个死亡结果（客观方面）最为直观，其次是去查明主体、主观方面的情况，最后才能确定有客体遭受到侵害、受到什么样的侵害，这样一来，犯罪客体排列于四个要件之首是不切实际的。赵秉志经过认真研究指出，应该以犯罪构成各要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犯罪构成共同要件排列的标准。据此，犯罪构成共同要件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排列：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这一排列方法鲜明地反映了犯罪行为自身的发展规律：犯罪首先是人的行为，没有符合主体要件的人，犯罪便失去了根本的前提——实施者，犯罪主观要件必然也不具备，这样不管客观上有什么严重损害社会的事实发生，也不会有主客观要件统一的定罪；其次，作为主体的人存在一定的心理态度，在这种心理态度支配下去实施一定的行为（客观方面）、产生某种结果；而客体体现了行为对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这种排列方法不仅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而且不学像传统观点那样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赵秉志关于犯罪构成共同要件逻辑顺序的上述见解，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发表以后，在刑法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将犯罪构成理论领域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四、对犯罪主体问题的研究
　　赵秉志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即致力于犯罪主体的研究，从而成为我国刑法学界首位对犯罪主体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填补了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构筑了我国刑法学中犯罪主体专题的理论体系。他在该书中指出，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第一要件，任何犯罪都有主体，离开犯罪主体就不存在犯罪，也不会发生刑事责任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核心和关键要件，它是辨认行为能力与控制行为能力的统一；决定和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包括人的年龄状况、精神状况和重要的生理功能状况等；犯罪主体因素通过影响刑事责任程度进而对刑罚立法和刑罚裁量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从宽适用刑罚，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严适用刑罚；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限制刑种适用，以及犯罪主体情况成为确定犯罪危害程度和刑罚适用轻重时应考虑的情节。赵秉志从刑罚目的、刑事责任的角度把握犯罪主体要件，从而把定罪与量刑很好地衔接了起来，一改以往我国刑法理论往往侧重甚至局限于犯罪主体与定罪的关系，而对犯罪主体与刑罚的关系不够重视甚至过分忽略的状况。对于未年成人犯罪如何从宽处罚，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酒精中毒与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犯罪主体特殊身分对共同犯罪案件定罪的意义问题，他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对犯罪主体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赵秉志还就相关立法的完善作了探讨。如他提出刑法典应补充规定限制（减轻）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人的条款之建议，得到刑法理论界和立法机关的广泛赞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8条第3款采纳了这一立法建议。再如他主张我国刑法中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年成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范围应当明确限定，主张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应适用死刑，这些主张在我国新刑法典中也都得到了立法的采纳与体现。
　　五、对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研究
　　对于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宏观问题以及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等形态的具体问题，赵秉志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较早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犯罪未遂问题，他早在硕士生期间即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有益的研究。198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对犯罪未遂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论述，使我国犯罪未遂专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后来他关于犯罪停止形态全面系统的研究，又较为集中地纳入了高铭暄教授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之研究成果《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从而使该专题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和深化。
　　赵秉志认为，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及阶段中，因主客观原因而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状态，它与故意犯罪过程及阶段是不同的范畴：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是在故意犯罪过程中不再发展而固定下来的相对静止的不同结局，具体案件中的犯罪只可能构成犯罪停止形态中的某一种犯罪形态，不可逆转或转化；故意犯罪过程及阶段则在整体上呈现出前后相互连接、此伏彼起的递进和发展变化关系，一个人实施某种具体犯罪行为时，完全可能同时具有两个犯罪阶段及完整的犯罪过程。上述见解除澄清了以往刑法理论中对“故意犯罪的过程”、“故意犯罪的阶段”和“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等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混乱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长期以来都未得到科学的解决，令许多刑法学者困惑不已。例如，前苏联著名刑法学者A.H·特拉依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明确提出“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的命题，但他一方面肯定犯罪预备和未遂应负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又认为犯罪预备和未遂形态下犯罪构成并不成立，从而陷入自相矛盾。赵秉志运用中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理，对故意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的构成模式加以科学的区别和界定，在此前提下，他不仅科学地解决了犯罪未完成形态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而且使犯罪完成形态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与未完成形态的根据在逻辑上达到了协调统一。他指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当也只能在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是修正的犯罪构成，它不可能也不需要具备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全部要件，但修正的犯罪构成也是要件完整齐备的犯罪构成，同犯罪完成形态下的犯罪构成一样，成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在理解未完成形态负刑事责任的根据这一问题上，不能拿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模式去要求和衡量未完成犯罪而停止下来的情况。
　　关于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中的“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赵秉志认为，其实质就是犯罪分子未完成犯罪的“被迫性”，它是指行为人未着手实行或未完成犯罪非不愿而实不能为，亦即行为人认为不能着手实行或不能完成而又违背其真实意愿，但并非要求在客观上出现足以迫使行为人决不可能着手实行或完成犯罪的情况；与之相反的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则是指行为人放弃犯罪的着手实行或完成是自动的，是出于本意，而不论在客观上有无足以阻止行为人着手实行或完成犯罪的情况发生。
　　关于“放弃可能重复的侵害行为”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传统的观点主张“犯罪未遂说”。赵秉志率先发表论文提出这种行为应定犯罪中止而非犯罪未遂，并科学有力地对之进行了论证。他的观点提出后，传统的观点被逐步摒弃，“犯罪中止说”的观点已逐渐为中国刑法理论界所普遍赞同。
　　六、对妨害司法活动罪的研究
　　妨害司法活动罪，是各种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侵犯国家司法权正常行使的各种犯罪行为的总称，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类犯罪。赵秉志在80年代中期的刑法学教学研究中发现，我国1979年刑法典分则对这类犯罪没有作集中规定，而是分散地规定于第一、四、六、八诸章中，这一点与现代许多国家刑法典之立法例，即都设有妨害司法活动罪这类犯罪的专门规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引发了赵秉志的初步研究与思考。1988年应国家立法机关邀请参加修改刑法典的起草和论证工作后，他曾在向国家立法机关提交的修改刑法典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增设妨害司法活动罪专章的建设，并进行了论证。随后，他以“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法学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获批准。作为此项目最终研究成果的《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一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研究妨害司法活动罪的专题著作，全书60余万言，就妨害司法活动罪各种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诸多有新意、有价值的见解与主张，对有关的司法实务、刑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赵秉志率先倡导的关于对妨害司法罪进行集中规定的立法建议以及增设有关罪名的立法建议影响下，1997年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二节设立了“妨害司法罪”专节，并增设了妨害证据罪、破坏监管秩序罪等新罪名。这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进步。
　　七、对一国两制方面的刑法问题的研究
　　赵秉志是我国最早从事一国两制方面的刑法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他较为全面地对海峡两岸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岸刑法在体系结构、法条内容和立法技术诸方面的特点与长短，并提出了彼此通过借鉴学习而加以完善的建议。他认为，处理两岸互涉刑事法律问题，应当贯彻维护祖国统一、平等保障同胞利益、相互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区分犯罪是否为两岸刑法所惩治、是否属于国际性犯罪等情况，合理和切合实际地解决两岸互涉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归属；地台胞的各类历史刑事责任问题都应从宽对待，不应或原则上不予刑事追究；对大陆非法越境去台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应区分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理；现阶段两岸当局和有关方面应当合作惩治与防范台湾海峡上的海上犯罪；两岸应朝着逐步建立全面的刑事司法协作关系方向努力。对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之间的互涉刑事法律问题，赵秉志亦作了开拓性的探索。他在一国两制刑法问题研究领域的成果，受到国内外、境内外各有关方面的关注。
　　（肖中华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