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规定

(1999年5月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二届第1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1999年12月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91号令发布)




《深圳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规定》已经1999年5月6日市政府二届第1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维护和保障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集体企业），是指在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的由市政府各部门、市级事业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举办或管理的集体企业。
集体企业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的，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工作，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深圳市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集体办），负责对集体企业进行监管，并指导各区对集体企业的监管工作。
第四条 集体企业的经营者应确保集体资产安全，促进集体资产增值。

第二章 集体企业的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
第五条 市集体办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明确财产所有权的归属。
第六条 国家对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其收益形成的权益，归国家所有。
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对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其收益形成的权益，归投资人所有。
职工个人在集体企业中的股金及其收益形成的权益，归职工个人所有。
集体企业用公益金购建的集体福利设施，归集体企业劳动者集体所有。
集体企业接受资助和捐赠等形成的权益，其产权按资助、捐赠时的约定确定归属；产权归属没有约定的，归集体企业劳动者集体所有。
第七条 资产构成较为复杂，其产权一时难以界定清楚的，列为待界定资产，由占用人申请办理专项登记，暂由市集体办托管，其资产可由市集体办委托企业运营。
第八条 产权界定后，集体企业应向市集体办申请办理产权登记，产权登记事项包括：
（一）集体资产所有人的名称、住所和组织形式；（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三）集体资产所有人的实收资本及资本构成；（四）集体资产总额；（五）其他必要事项。
第九条 开办集体企业的，应办理集体资产产权设立登记。
集体资产所有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产权关系发生变化或集体资产产权总额增减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应办理集体资产产权变更登记。
集体企业发生破产、解散、撤销或其他终止情形的，应办理集体资产产权注销登记。

第三章 集体企业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 市集体办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集体企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拟定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集体企业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二）制定有关集体企业管理的各项制度，并对制度的执行进行监督检查；（三）负责组织集体企业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和产权登记
工作，调解集体资产的产权纠纷；（四）指导监督集体资产的资产评估、产权转让与产权交易；（五）指导监督集体企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督促集体企业完成财务、统计报表的编制及汇总；（六）指导集体企业进行公司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七）指导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组织培训
集体资产管理人员；（八）完成市政府指定的有关集体资产管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规定的标准、程序和办法，进行资产评估：
（一）资产拍卖或转让；（二）企业合并、分立、出售或股份制改造；（三）以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资产与他人设立合资经营企业或合作经营企业；（四）企业终止、清算；（五）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资产评估结果由职工（代表）大会确认，并报市集体办备案。
评估的标准、程序和方法，由市政府制定。
第十二条 集体资产产权转让应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市集体办备案。产权转让的收入应用于集体企业的发展。
第十三条 集体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或实行经营者、员工持股，应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市集体办备案。
第十四条 集体企业应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定期向市集体办报送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各区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由区集体资产监管机构定期向市集体办报送。
第十五条 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届满或因解聘、辞聘、撤职、调动、退休等原因不再担任本职务的，应当在市集体办的监督下，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的内容包括：
（一）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情况；（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及其他任期经营目标的完成情况；（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及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四）有关生产、经营、投资方面的重大决策情况；（五）需要审计的其他事项。
未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不得解除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

第四章 集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 集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可以由本企业员工联名推荐，也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
集体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任职资格，任职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由市集体办制定。
第十七条 公司制集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依法产生，非公司制集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集体企业派往集体控股、参股的公司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由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八条 集体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四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在任期届满后，仍不进行换届选举的，由市集体办督促集体企业进行换届选举。

第五章 职工（代表）大会
第十九条 集体企业应依法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不足二百人的集体企业，应建立职工大会制度，二百人以上的集体企业，应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职工代表由职工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的选举办法由市集体办制定。
第二十条 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可以设立常设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工作。
常设机构的人员组成、产生方式、职权范围及名称，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报市集体办备案。
第二十一条 非公司制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修改集体企业章程；（二）选举、罢免、聘用、解聘经理、副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三）审议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重大投资、收益分配、产权转让、对外提供担保、确认资产评估等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四）对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作出决议；
（五）审议并决定职工工资、奖金方案和分红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六）根据企业计划财务指标的完成情况，确定企业经理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七）审议并决定企业的职工奖惩办法和其他重要规章制度；（八）审议并决定超过人
民币五万元的财产捐赠；（九）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集体企业章程，应报市集体办备案。
资产不属于本集体企业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二十二条 职工工资、奖金方案的制定应遵循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低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的前提。
第二十三条 非公司制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依照企业章程规定定期召开，但每年不得少于两次；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而不召开的，由市集体办督促召开。
出现应由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情形的，应召开临时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由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召开，由超过10％的职工（代表）提议的，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法定代表人不予召开的，由提议的职工（代表）组织召开。
第二十四条 职工（代表）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职工（代表）大会应有过半数的职工（代表）出席，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应由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过半数表决通过；但修改企业章程或对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作出决议的，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表决通过。
职工（代表）大会应有会议记录。
第二十五条 集体控股、参股的公司制企业，集体股股东代表由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选出。
对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事项，集体股股东代表应向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由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集体股股东代表应按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集体办责令纠正，并对有关责任人员通报批评；造成集体资产损失的，有关责任人员应负赔偿责任；侵占集体资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或在资产评估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二）违反本规定未进行集体资产产权登记或在产权登记中弄虚作假的；（三）违反本规定转让集体资产产权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转让集体资产产权的，转让无效。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区、镇（街道办事处）集体企业的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99年12月21日
　　【摘要】宪法只约束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公法关系，不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是西方法律的一个深远的历史传统。但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又产生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关系或私法关系的渗透和影响。德国与美国是产生这一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分别生成了使这种趋势正当化的两个典型理论，即“价值辐射”理论和“国家行为”理论。由这两个不同理论所指导的司法实践能够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私法宪法化；客观价值秩序；国家行为理论；宪法的水平效力；宪法的第三人效力


　　公法与私法，即宪法与民法的两域分治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传统。但至二十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或私人关系的影响和适用，即作为公法的宪法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私法效力，也即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宪法化”的问题。代表这种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是德国和美国，对这一趋势进行合理化论证所产生的两个典型理论，即德国的“价值辐射”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本文试图比较德国和美国的这一相同趋势、不同理由以及由不同理由所引起的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相同传统：宪法只约束公民—国家关系

　　德、美两国宪法拥有一个相同的历史传统，即宪法权利规范只约束公民（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约束公民（私人）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角度宪法被定性为公法。

　　诞生于1949年5月23日的西德宪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是德国现行宪法的开端。该宪法是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权利一览表开始的（第1条至第19条）。这些基本权利之实质内容均不得被侵害（第19条第2款）。该基本法以对不可侵犯的人之尊严的承认为开端：“所有国家权力之义务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第1条第1款第2句）。该基本法第1条第3款清楚地陈述道：“下列基本权利为对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直接约束之法律。”同时，该基本法也创建了联邦宪法法院（第93、94条），该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检验联邦法律的合宪性。这给了公民当其基本权利受到公共权力的侵害时个人提起违宪诉讼的可能性。这里的公共权力即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行为。此举被认为开创了晚近德国法律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篇章之一。德国联邦宪法已经成为德国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该宪法建立了一个清晰的规范框架。[1]（P62-63）

　　正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法律人都同意宪法是一种公法，人们主张这种形式的公法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公法一样，对分立的、不同的私法自治体系没有影响。而且有些人走得更远，主张因为宪法在历史上只针对国家，所以议会在1948年被召集起来起草基本法时，甚至没有被授权以影响传统的私法关系。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基本权利只需针对高级权威，即国家，并不需要调整拥有平等法律地位的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

　　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和限制政府的各项权力，而《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更是直接针对国家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法案》是美国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第一，《权利法案》是作为美国1787年成文宪法得以批准的条件而诞生的；第二，《权利法案》作为成文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其产生程序根据成文宪法的规定也是刚性的；第三，《权利法案》是对成文宪法对个人权利保障规定不足的有机补充。只不过，《权利法案》使成文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进了一步，而且针对性更加明确，即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的无理剥夺和非法侵害，而且进一步成为作为宪政生成的社会动力的个人权利诉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中介。“政府，《权利法案》的构造者们相信，是人的一种手段，‘其主权被认为从属于他的权利’。《权利法案》，因此，意味着政府的不自由就是公民个人的自由。”[3]用《权利法案》来限制政府权力是美国人从历史传统和经验中吸取的深刻教训。“1789年《权利法案》的构造者们相信政府权力是并将是个人自由的一个恒久的威胁，导致美国革命的事件和后来针对联邦宪法的批准的斗争正确地教给他们这一教训，而且同样教导他们的还有英国宪政史、普通法传统、自治政府的殖民地经验和美国革命期间的各州《权利法案》的发展。简短地说，在宪法上增加一个《权利法案》的决定反映了一个已经被完善地确立起来的用成文文件来保护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惯例。”[3]

　　“因为《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4条和第5条修正案只约束联邦和州政府，一个宣称被这些修正案保护的权利的被剥夺的主张必须证明某种‘国家行为’的存在。”[4]“在限制国会权力与对联邦和州政府施加宪法限制时，宪法的制订者和修正者们担心的是创设了一个太具强力和统治力的联邦和州政府。除了针对苛刻和专断的政府行为设定保护之外，他们还关注多元性、个人自治、私人财产特权，和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对社会进行自由和自然的调整。这些相同的价值先天地蕴含于他们对针对私人强行施加宪法限制的反感中。”[4]

　　德、美两国宪法权利条款只约束公民（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约束公民（私人）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的传统源于西方社会悠久的公、私法两域分治，即私法自治的传统。该传统坚持宪法与私法是调整两类不同主体之间和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的不同的法。宪法是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垂直关系的公法，而私法是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水平关系的私法。且私法自治，公法不能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

　　这种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阐述的那样：“基本权利的功能与过去两个世纪中得到发展的公、私法分立密切相联系。孟德斯鸠是这种严格区分的奠基者之一。他区分了由民法统治的私领域和由政治法统治的公领域。私领域中的主体（私人）拥有不同于国家的利益。私人的自由领域只能通过区分这两个领域才能出现。其结果是私人不需要追求公共利益：他们是自治的并且针对什么是正当的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正是私法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在公领域，这些私人可以被迫尊重他们不喜欢的决定，但这一点可以借助于这些决定在民主上是合法地被证明为正当。”[5]（P19）私法自治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国家是一个更有力量（并因此更有威胁性）的，并且被要求在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中比私人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中立、更少的任性和更大的公正的机关。因此，私人关系绝对不能够以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同样的方式被规制，因为，在国家不存在的场合，我们关于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期待状态也不存在。这一点，与国家是由宪法创造的而私人却不是这一事实一道，就是宪法保障为什么一般地只针对起草者头脑中的，而事实上被反映在宪法原文中的国家—公民关系被起草出来的原因。[6]（P19）

　　二、相同趋势：宪法亦约束公民—公民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德、美两国宪法又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有悖上述传统的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方式影响和介入私法关系。“人权可能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一种水平效力和影响的观念与全世界的一些法律制度非常相似。正如库珀（Cooper）所揭示的那样，人权在私法争议中的直接、间接或无效力问题是一个不仅在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中，而且在美国、加拿大和南非这些国家中都集中讨论的问题。”[7]（P19）正因为该趋势有悖于公、私法两途分治，即私法自治的传统，因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和介入，其方式和程度都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并且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德国宪法私法效力的典型学说

　　在德国，关于宪法的私法效力问题，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与介入的形式和程度问题，在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三种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学说分别为间接效力说、直接效力说和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

　　间接效力说的倡导者是杜立希（Dürig）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该学说主张：宪法权利作为“价值决定”、“客观规范”、“宪法权利价值”，或换句话说，作为“客观原则”影响对私法权利的解释。这种影响应当首先实现私法一般条款（general clauses）的具体化，但是在对每一个私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也可以超越此界限被适用，并且在具体案件中能够被扩展到用来证明超越法律的字面含义的裁决的正当性。虽然存在着宪法权利的影响，私法规范仍然是私法规范，并且由此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仍然是私法权利和义务。就法官的地位而言，辐射效力确定了一个法官在司法解释时必须考虑宪法权利对私法的影响的义务。

　　直接效力说的主要倡导者是尼伯代（Nipperdey）和德国联邦劳动法院第一庭。该学说主张：宪法客观原则不仅通过影响对私法规范的解释来影响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个人的主观私权利直接从宪法客观原则中“流”出。尼伯代认为：宪法权利的法律效力倒不如说是一种直接的规范效力，它可以修正既存的私法规范或创制新的规范，而不论其涉及的是强制法、处分法、一般条款还是具体规范，不论是禁止、命令、主观权利、保护性法律还是证立性推理。在这个含义上，宪法权利应当具有绝对效力。

　　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的极端倡导者是施瓦布（Schwabe）。该学说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之间关系的效力，是国家受作为主观公权利的宪法权利约束的结果。施瓦布认为：国家是一个其他公民通过私法对宪法权利利益潜在侵犯的参与者，因为是国家使私法制度得以存在并实施的。国家必须接受侵犯是国家的责任的后果，即使这些侵犯是由私人行为者作出的。

　　（二）美国宪法私法效力的典型标准

　　在美国，关于宪法的私法效力问题，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介入形式和程度问题，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上，形成了以勃鲁姆三步曲（Blum Trilogy）判决为代表的三原则理论和以布仑特伍德案（Brentwood case）判决为代表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

　　198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伦德尔-贝克尔诉科恩（Rendell-Baker v. Kohn）、勃鲁姆诉亚特斯盖（Blum v. Yaretsky）和鲁格尔诉埃德蒙孙石油公司（Lugar v. Edmondson Oil Co.）三个案件判决中确定了国家行为分析的界限，介绍了分析国家行为主张的三个原则，这三个案件被统称为勃鲁姆三步曲。在这三个案件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的宪法权利规范能够适用于私人组织行为的三个检验标准分别为：共生关系标准（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est）、公共职能标准（the public function test）和国家强制标准（the state compulsion test）。根据共生关系标准，当国家和一个私人组织之间的一个密切连接是由使私人组织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的联合行为和互相依赖关系造成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公共职能标准，当一个私人组织行使了一个传统上只能由国家行使的行为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国家强制标准，当国家强迫或支持一个私人组织从事被诉行为时，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这些标准，国家行为只存在于国家与一个私人当事人行为有牵涉的时候。[8]

　　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学院诉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Brentwood Academy v. Tennessee Secondary School Athletic Association）案判决中，在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方面，又采用了有别于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最高法院确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在其对布仑特伍德学院施加制裁时就成为了一个国家行为者。在发现国家行为时，最高法院注意到其分析并没有依据其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最高法院主张国家行为通过存在于田纳西州和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存在。该纠缠标准检验的是围绕田纳西州和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之间关系的环境的影响。”[8]

　　最高法院认为：通过纠缠标准来发现国家行为是指一个私人组织，当其特性与一个国家组织相重叠时呈现出公共品质。这样，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案中强调创造“纠缠”的四个关联：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成员构成中的公立学校的重大比例、在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委员会中服务的依据职权行为的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雇员对州所给予的退休补贴的可获取性和州对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持续的承认。因此，最高法院断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行为因存在它和田纳西州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构成国家行为。

　　从勃鲁姆三步曲和布仑特伍德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国家行为认定标准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将其国家行为标准修正为聚焦于国家与私人组织的关系，而不是国家对行为本身的牵涉。通过近来对共生关系标准、公共职能标准和国家强制标准的解释，最高法院检验创造国家行为的不同因素。最高法院不再将其修正标准的分析局限于对直接与被诉行为相关联的因素的检验。然而，最高法院的国家行为原则仍然植根于这三个标准，国家行为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分析而产生。”[8]

　　对于布仑特伍德案判决中所确定的国家行为认定标准，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新的国家行为理论[9]（P19），有的学者则认为只不过是对勃鲁姆三步曲以前判决的回归。[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