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所有权的归属规则与物权立法的制度缺失
　　　　　　　　　　　　　　　　　　－－以媒体恶炒发现乌木归个人所有为视角

　　　　　　　　　　　　王建平 四川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埋藏物乌木 环境性因素 与民争利 发现者所有 社会责任

　　内容提要: 吴高亮发现乌木后，认为应当取得所有权。于是，媒体先是叫屈，继而放大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观点。乌木属于埋藏物，而非吴高亮理解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或者专家认为的天然孳息。乌木被发现于承包的集体土地之内，意味着乌木埋藏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埋藏物环境"等环境性因素的存在，作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与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文物的核心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差别。《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无主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在《物权法》第114条处理中倒退为按照遗失物处理，媒体不适当地为主权先占理论张目，扩大废弃物捡拾侵权、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合理利用的非正当推演逻辑，是缺乏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

　　2012年2月8日，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17组村民吴高亮，在家门口承包地的河道边发现并掘出几根乌木。[1]其中，一根乌木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重达60余吨，据有关专家估算，这根乌木的价值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吴高亮认为，先占乌木者取得乌木所有权。2012年2月20日，吴高亮承包地里的7根乌木，全部被通济镇政府收走。当地村民认为：乌木是在吴高亮承包地里找到的，理应归吴高亮所有。对此，不少网民质疑认为，通济镇政府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乌木的做法，是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也有网民认为，乌木源自天然，形成于地下，既非矿产资源[2]又非文物，没有哪部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通济镇不该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民法学专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应当归国家所有。[3]

　　2012年7月3日下午3时，彭州市财政局分管国资办的副局长陈彬召集市文管局、林业局、司法局、水务局、国土局等部门，正式答复吴高亮：吴高亮在其承包土地中发现的乌木归国家所有，依法奖励吴高亮7万元。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近4万名网友中，有超过6 成的人认为，乌木应归其发现者吴高亮所有。近一半网友支持吴高亮提出400万元的奖励要求，约 21.73% 的网友认为，应根据对乌木的估价，对吴高亮进行适应的奖励。[4]吴高亮认为，通济镇政府应当按照乌木估价2000万元的20%，给予400万元奖励，7万元奖励太低，拟采取诉讼方式维权。

　　事实上，乌木归属争议问题的根源，在于埋藏物的法律定义不清晰、埋藏物的分类标准不科学，尤其是埋藏物这种被埋藏于地下的物，究竟与文物、矿产资源和古生物化石等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在这一轮的乌木争议中，被彻底厘清。虽然按照古罗马法以来的民法原理，埋藏物在所有权人不明时，归发现者全部或部分所有。几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都采取发现人取得部分所有权主义。但是，我国立法者似乎更注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维持，效仿前苏联的立法传统，在《民法通则》第79条中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的同时，倒退回去，把埋藏物这种独立的物权状态，竟然采用了以实物返还的处理措施，同时规定，文物保护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显然是没有明晰地界分埋藏物与文物的界限。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发现埋藏物的处理规定，如果属于无主物以“归国家所有”为原则，这一规则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这个规则确定的“一律归国有”确实成为国家与民争利的制度性工具。确实，《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则。而《物权法》第 114 条，竟然倒退式的规定了“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5]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应当说，一根“乌木”折射出我国物权立法的尴尬，以及物权观念的模糊与残缺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不想符合的。

　　一、乌木是否属于埋藏物

　　吴高亮认为，《物权法》第49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彭州市政府主张乌木国有的依据，即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是有问题的。不过，作者认为，吴高亮先生把乌木理解成“野生动植物资源”，显然是理解错了。那么，这些乌木是埋藏物吗? 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民法的通常理解上，埋藏和隐藏都是要人为的，不是人为的不能被认为是埋藏物或隐藏物。”[6]对此，作者是不敢苟同的。

　　埋藏物的立法权威性解释，是《法国民法典》第716条的规定“一切埋藏或隐匿的物件，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其发现纯为偶然者，称为埋藏物”。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将埋藏物的形成，与人的“埋”与“藏”的行为结合起来，理解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形成，未免将埋藏物的内涵与外延大大地缩小了。事实上，对埋藏物的法律界定，只要求观察其“被埋”、“被藏”的后果即可，而不必要求必须是“人为的”藏的结果。也就是说，埋藏物的观察角度，主要是某物“被埋”、“被藏”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客观结果，而可以不必问及某物“被埋”、“被藏”的具体原因，是人为的行为还是自然力或者其他因素的推动与促成。比如，因为战争而某地被轰炸，导致某富户人家的财宝尤其是保险柜被埋入很深的地下，很久之后，才被人在该地被再次发现，也成了埋藏物。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埋藏物，并不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埋藏或者隐匿某物，而是因为人力型埋藏行为之外的因素形成的。可见，自然力或者人为行为之外的原因力，是可以导致埋藏物发生的。

　　作者认为，埋藏物作为民法上的一个法律事实，其形成的法律意义上的原因力，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法律事件等。也就是说，自然力尤其是自然灾害等超强的破坏力，照样可以使某物受到该力的作用，经过特殊的时间或者空间作用，而形成埋藏物。比如前文所说的乌木，就是如此。所以，某物是否属于埋藏物，绝不能以是否为“人为的”埋藏或则隐匿作为唯一条件。乌木在自然界中，并不可能是人为埋藏的物，也就是说，其间至少3千年的地下埋藏时间，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中，人为地埋藏或者隐匿，几乎成为不可能。

　　沿着埋藏物或隐藏物形成的原因力不限于人为原因的思路，才会发现埋藏物不论是否人为埋藏或者隐藏，都会产生一个明显和直接的法律问题：埋藏物在被发现后，其所有权的判断问题或者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为此，《法国民法典》第716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而《德国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埋藏物），并因发现而占有此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一半归属于埋藏物埋藏所在的物的所有人。法德两国立法中的埋藏物发现地规则，以及发现人规则，表明的法律态度是：第一，在所有人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其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这个规则表明：埋藏物所有权的判断是以土地这个主物的所有权判断为标志的；第二，在非所有权人的土地上被发现的，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个规则，表明的埋藏物为无主物时，至少土地的所有人有1/2的所有权。这一点，与我国的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基点是：不论何因，埋藏于所有人土地上的埋藏物，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其当然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但是，如果不是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所有，表明埋藏物的存在处所——土地或者埋藏空间，对于判断埋藏物的所有权，是居于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的。对于吴高亮发现乌木这种埋藏物而言，也应当适用这样的规则。

　　也就是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4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的权利不扩及所有人在物中发现的埋藏物的应有部分。《日本民法典》第241条也规定，关于埋藏物，依特别法规定进行公告后6个月内，其所有人不明时，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但是，于他人物内发现的埋藏物，发现人与其所有人折半取得其所有权。《瑞士民法典》第723条则规定，构成埋藏物应当是： （1）长年埋藏地下，且肯定已无所有人的有价物，被发现的，为埋藏物。（2）埋藏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所有人所有。但不妨碍关于科学价值极高的埋藏物的规定。[7]（3）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换句话说，埋藏物的形成条件或者形式要件当中，根本不能以 “人为”的埋藏或隐藏为唯一条件，而只是以发现于何处、以何人发现后，如何判断其利益归属为条件。

　　二、乌木是否属于天然孳息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立法中，没有将乌木等埋藏物界定为天然孳息。[8]理由是：孳息是从生物的意思。不论是天然孳息即基于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即基于法律关系性质产生的孳息，都是以原物或者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前提的。在吴高亮发现乌木的法律事实中，有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层次，吴高亮对于土地的承包关系。这是一个被网友和吴高亮本人忽视或者忽略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承认这个法律关系存在，那么，吴高亮的乌木发现行为，属于在他人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而不是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也就是说，吴高亮就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可能以发现人的身份，享有乌木的全部所有权，最多只能享有1/2的所有权而已。在这里，集体土地承包关系意味着乌木埋藏的环境性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任何人包括民法专家学者都不能对此加以忽视或者否定。

　　第二个层次，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吴高亮发现的乌木上，没有任何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属于古代建筑、古墓??辜?龋?ü?ㄒ祷?辜煅椋?谀镜奶蓟?⒏苹?潭壬形创锏奖涑苫??某潭取４诱飧鲆庖迳峡矗?馀?谀竞凸派?锘???9]矿产资源、[10]文物一样，因为其具有一定市场价值，具备保护的规模和等级条件，国家才会给予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吴高亮发现的这些乌木，可以研究乌木形成当时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这么大体量的乌木，政府进行保护，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表现，并不是网友指责的“选择性执法”。

　　在本事件中，乌木是因为自然力被埋在土地中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土地的自然孳息，换句话说，土地不会有掩埋乌木或者给予自然属性孕育或出产乌木的天然属性。因此，当土地这个原物存在时，土地却没有任何孕育或者出产乌木的自然属性。[11]梁慧星教授认为，乌木事件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16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的规定，理由是，吴高亮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那么，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人即国家取得。李显冬教授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 “就像采蘑菇，挖奇石。没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柳经纬教授则认为，“如果说无主之物都归国家，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每天都在侵占国家财产。”可见，这第二个层次的法律关系，作为一个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在事件的处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第三个层次，乌木发现后归属法律关系。彭州市国资办在处理乌木事件时，拿《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说乌木是国有的，并不牵强附会。因为乌木尽管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埋藏、隐藏的。但是，这批乌木的所有人不明，所以，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并没有出错。至于吴高亮认为，这批乌木应当依照《物权法》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就像捡垃圾箱里的塑料瓶一样，应该适用先占先取得所有权的规则的看法、说法和想法，恰恰揭示了我国埋藏物立法的逻辑是混乱的。那就是，主权先占理论[12]对于无主物的归属，以及埋藏物的人为的埋藏、隐藏的理论，加上《物权法》立法时，对于这种主权先占理论的强化，构成了对于吴高亮作为乌木发现人的“要么乌木属于他自己，他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破坏耕地的罚款；要么乌木属国家所有，政府奖励他400万元”[13]逻辑的完全否定。

　　显而易见的是，在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当中，网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却把吴高亮承包集体土地或者他人土地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抛在一边，妄谈“谁发现了乌木归谁”的错误逻辑，在于这些网友缺乏基本的物权意识——在主物与从物关系上，在土地所有权与发现物乌木的所有权归属上，在埋藏物的微小、少量发现与这批价值昂贵的乌木的发现质量区别上，尤其是在废弃物的捡拾、“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利用的合法度的界定上，这批乌木就是埋藏物，不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或者文物，更不应当是天然孳息或者承包人可以任意取得所有权的先占物。在这里，民法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使人昭昭”的角色，作者感到非常遗憾。[14]这种遗憾，大抵上是民法学者们没有认真研习埋藏物的性质和归属规则的恶果型产物。[15]

三、乌木是否应当属于吴高亮或者国家所有

　　《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规定，埋藏物是某一隐藏或者埋藏在地下的、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是物品的所有人的、有价值的动产。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物品的人。在他人土地内偶然发现的埋藏物的所有权，一半属于土地所有人，[16]另一半属于发现人。以上规定准用于在他人动产中发现埋藏物的情况。具有历史、考古、古代人类学、古代生物学以及美术价值的埋藏物的发现应当遵守特别法的规定。应当说，传承于古罗马法的《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本身就是具有演绎古罗马法的使命。因此，它的规则本身，表明一个铁定的规则：只有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埋藏物的，才属于发现人即土地所有人所有。这时，土地所有人与埋藏物发现人主体资格竞合，所以，埋藏物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与归属于发现人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出埋藏物谁发现归谁。理由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或者土地所有权，要对埋藏物的归属发挥“埋藏物环境”或者“埋藏物空间固定”的法律效果，基于此，埋藏物的归属逻辑，应当是埋藏物环境属于谁，则主体竞合时发生埋藏物归发现埋藏物的土地所有人的情形。如果发现人与土地所有人即埋藏物环境不竞合时，则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种“各1/2所有”的规则，显然比吴高亮乌木发现事件中，这批乌木应该归发现人吴高亮所有要公平和讲道理得多。

　　至于对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应当适用“先占原则”，即无主物谁发现归谁原则，作者认为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第一，这个无主物是埋藏在吴高亮承包的土地里，而土地是有所有人的。也就是说，这批乌木作为埋藏物，是与土地所有人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埋藏物乌木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关系。换句话说，无主物适用先占原则时，为什么不考虑土地这个 “埋藏物环境”资产要素呢? 《意大利民法典》第 923 条规定，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17]而“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是指抛弃物以及可以猎取或者捕捞的动物。显然，这个“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不能适用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因为这批乌木谁也不可能认定其为抛弃物。所以，吴高亮主张对这批乌木适用先占原则，并没有理论依据。

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汉中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汉政办发〔2009〕4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汉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汉中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汉中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切实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作用，促进县域经济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人行西安分行《关于推进陕西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西银发〔2009〕57）精神，结合汉中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征信体系为载体，以信用评价为手段，以构建激励惩戒机制为重点，加大政府组织推动和农村信用宣传的力度，不断完善信用担保体系，积极倡导诚实守信的文明风尚，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探索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扩大农村信贷支持的有效方式，促进农村经济金融良性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由政府组织、领导，人民银行推动，构建组织保障体系，做到组织、推动有力、管理有序、各负其责。

（二）多方参与、多方受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政府主导下，由人行、银监部门和市级有关部门联合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县、乡各级政府，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多方参与，上下联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本着多方受益的原则设计，既有利于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又有利于缓解“三农”融资难的问题，使农村、农户得到实惠，地方经济从中受益，确保工作开展的持续性。

（三）统一标准。制订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档案标准和信用评价标准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

（四）重点突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建立信用档案和信用评价体系为突破口，以信用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信用农户的创建活动为抓手，结合各地实际，由浅入深，由点到面，有序推进。

三、主要内容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既包括信用文化、法律法规、信用数据库建设，又包括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各种配套政策措施，需要硬件与软件紧密结合。汉中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组织领导机构以保障该项工作的长期开展，建立信用档案，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建立激励惩戒机制，完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

（一）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组织领导机构

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人行汉中市中心支行、汉中银监分局、农行汉中分行、农发行汉中分行、省联社汉中办事处、市目标考核办、市农业局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行汉中市中心支行，由周夏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信用县、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信用农户的创建规划，审定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对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研究和决策，对各阶段的目标任务进行规划和部署。

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是：市目标责任制考核办公室要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县区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考核管理。人行汉中市中心支行要组织、指导农村金融机构编制信用档案指标和评分标准，并将信用档案和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数据库对接；指导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创新信贷产品，增加农村信贷投入。市农业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配套支持政策，主动运用评价结果，出台激励惩戒措施。农村各金融机构要全力征集农户信用档案，建立数据质量责任制和数据更新机制，积极推广应用农户信贷评分系统，创新农户信贷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新型信贷业务管理流程；以建立信用及金融知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为抓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报纸等公共舆论工具加大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和引导力度，突出宣传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意义、评定标准、程序步骤等有关内容，加强对贷款农户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诚实守信，遵纪守法，重视积累自身良好信用记录，努力培育良好的村信用文化和诚信环境。

（二）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农户信用档案以农村信用社信贷系统农户经济档案为基础，以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目标，依据农户基本状况、自有资产、诚信记录、经营能力及项目等情况逐户建档，定期更新数据。同时，对有贷款资格的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村企业的信用档案进行相应采集。

（三）完善信用评价体系

一是完善农户信贷评分体系。针对农户特点，人行汉中市中心支行选择适当的评分模型，组织涉农金融机构制定统一的农户信贷评分参考标准。农村金融机构参考统一的评分标准，结合各自内部授信规定对农户进行信贷评分。评分过程属于金融机构授信前的内部评价，应免费进行。各农村金融机构共同认可依据评分标准评出的结果。对于加入农业保险的农户，在相关指标的评分上可适当上调。

二是完善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村企业评价体系。由各级政府进行组织，人民银行、银监部门牵头，农村金融机构参与，按照《汉中市信用乡镇信用村评定办法》（附后）的要求，开展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农民专合组织评价工作，并进行表彰和授牌，力争使全市信用乡（镇）和信用农户覆盖率达到60%左右。信用乡镇、村组的评定结果将作为评选金融生态模范县的重要内容，条件成熟时，以县为单位授予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称号。

（四）创新业务管理模式

设计、开发、推广应用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农户信贷评分系统，指导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业务管理模式，使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农户信贷评分系统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审批、风险控制、产品营销等各个环节有机结合，打造新型的业务管理模式。

（五）建立激励、惩戒机制

根据对农户、农民专合组织的评价结果，农村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审批权限、服务种类、适用利率、抵质押物、推荐评优等方面实行差别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农户、农民专合组织给予优惠和便利，对信用不良予以限制。根据对信用乡（镇）、信用村的评价结果，政府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性惩戒和奖励措施。信用乡（镇）、信用村可在农业项目开发、优惠利率、农村配套服务等方面优先享受政府各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各县（市、区）政府建立对信用乡（镇）公务员和信用村组干部在选拔任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的正向激励机制。人民银行将各地信用评价状况与支农再贷款限额分配挂钩，支农再贷款重点向信用状况较好的地区倾斜。

（六）完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

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支持，推动建立和完善对信用担保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担保机构的积极性，协调推动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探索有效担保机制，推动担保机构提高服务效率、服务功能、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四、工作安排

（一）宣传启动阶段（2009年4月—6月）。结合汉中实际，制定全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成立全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细化工作职责，明确工作任务，广泛开展多层次的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市级有关部门、人行、银监部门、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开展调查研究，探讨、设计农户和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民专合组织的信用档案参考指标和评价参考标准，提出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农户信贷评分系统的业务需求书。

（二）探索实施阶段（2009年6月—2009年12月）。人民银行组织涉农金融机构征集农户信用档案，把好数据质量关；推广应用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农户信贷评分系统，制定配套办法和措施，指导农村金融机构依托农户信用评分结果发放农户贷款；建立信用乡（镇）、信用村的信用档案，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的评定工作；推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政务活动中使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体系的激励惩戒作用。

（三）总结阶段（2010年1月—6月）。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数据库和评分系统，拓展农村金融机构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和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内涵，提高其社会效应。





汉中市信用乡镇信用村评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切实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人行西安分行《关于推进陕西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西银发〔2009〕57）精神，结合汉中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第二条　本办法与农户信用评分管理办法（另行制定）配套施行。

本办法所称“信用村”是指辖内“信用状况”达到一定规定指标水平的行政村。“信用乡（镇）”是指辖内“信用状况”达到一定规定指标水平的行政乡（镇）。评定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状况”的要求指标为：农户信用贷款户数比例、信用贷款中不良贷款率指标、能收到良好信用预期值的适贷农业项目情况说明、当地行政为违护本地信用所表现的持续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业绩。

第三条　评定信用乡（镇）和信用村工作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四条　信用乡（镇）和信用村的创建和评定必须充分依靠当地党政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信用村的条件

（一）农户贷款面达30%以上；

（二）全村信用农户占辖内农户的比例超过80%（农户信用评分达80分以上的为信用农户）；

（三）全村现有农户贷款余额中的不良贷款余额占比不超过10%，其中逾期3个月以上（含3个月）的不超过6%；

（四）全村在发展主导产业或农业新技术推广运用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表现突出；

（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支持金融工作，积极协助农村金融机构组织资金和清收旧贷；

（六）全村无重大违法危纪的不良纪录。

第六条　信用乡（镇）的条件

（一）农户贷款面达20%以上；

（二）全乡（镇）内的信用村占辖内行政村的比例超过70%；

（三）全乡（镇）现有贷款余额中的不良贷款余额占比不超过15%；

（四）全乡（镇）近年内农业经济发展规划切实可行；

（五）乡（镇）党政支持金融工作，积极协助农村金融机构组织资金和清收旧贷，并制定有详细的支持管理办法；

（六）全乡（镇）在积极推动农户信用评价、提升和扩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影响面过程中，大力维护金融债权，广泛宣传信用观念，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三章　评定方法和步骤



第七条　组建评审委员会

（一）汉中市成立由人行汉中市中心支行、汉中银监分局、省联社汉中办事处、农村金融机构组成的市评审委员会，负责全市信用乡（镇）、信用村的评定工作。

（二）各县（市、区）成立相应的评审委员会，负责信用村的评定工作和信用乡（镇）的初评、推荐上报工作。

第八条　评定步骤

信用村由各县（市、区）评审委员会评定；信用乡（镇）由各县（市、区）评审委员会负责初评工作，由市评审委员会最终评定。

（一）信用村的评定步骤

1．由所在村村委会自愿填表申报，再由当地乡（镇）集中向县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报送核实签注意见后，上报县（市、区）评审委员会；

2．各县（市、区）召开评审委员会议，对乡（镇）上报的信用村进行审定；

3．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向信用村授牌。

（二）信用乡（镇）的评定步骤

1．由所在乡（镇）政府自愿填表申报，由当地县级农村信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核实并签注意见后报县评审委员会；

2．召开评审委员会议初审，签注意见后，上报市评审委员会；

3．市评审委员会审定后，由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信用乡（镇）授牌。

（三）信用村信用乡（镇）实行两年一评，在评选期内如有违反评选规定的，由市农村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审批后，取消其称号。



第四章　优惠政策



第九条　金融信贷优惠政策

（一）贷款优先。及时满足信用村、信用乡（镇）所辖农户在生产、生活、消费、经营等方面的需求；

（二）扩大信用村信用户的贷款授信额度。原则上对信用村AAA级农户授信由3000元提高到10000元；AA级农户授信2000元提高到7000元；信用村A级农户授信1000元提高到4000元，在授信额度内免于担保；

（三）优先享受信用社提供的优惠贷款利率，在授信的额度内，信用村的信用户贷款利率在原优惠利率的基础上比非信用村的信用户贷款利率再优惠5%；

（四）扩大信用乡（镇）所在地的信用社贷款审批权限，简化贷款审批手续。

第十条　奖励

对创建工作中的乡（镇），对创建活动中的先进乡（镇）村组织和单位，由政府研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