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 中宣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等


商务部 中宣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劳动保障部 建设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外汇局关于印发《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商整规发[2005]2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党委宣传部、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公安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建设厅(建委、建设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外汇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5]21号)精神，现将《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工作方案的具体要求和部门分工，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督促检查，切实做好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工作。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由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于2005年6月10前报送商务部。
附件：1．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2．全国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部际协调工作制度 (略)

商务部 中宣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劳动保障部 建设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外汇局

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1


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2005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精神，严厉打击商贸活动中的各类欺诈行为，推动商贸流通秩序的根本好转，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重点
打击商业欺诈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着力整治和打击六类商业欺诈行为：商业零售企业不规范促销行为；商业零售企业占压、骗取供应商货款行为；服务业违规经营行为；虚构或夸大特许经营品牌、骗取加盟费行为；对外贸易领域中各类以虚假合同等方式骗取资金和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投资领域中虚构项目、发布虚假广告和招商信息、无证经营以及超范围经营等行为。
二、工作任务
(一)整治商业零售企业的不规范促销行为。商务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等部门研究制定商业零售企业促销行为管理办法，查处不正当促销行为，维护和规范商业零售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商务主管部门对商业零售企业促销活动进行行业管理，加强监督和检查，对本地区不规范促销行为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引导商业零售企业开展适当的促销活动。价格主管部门要对商业零售企业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税务部门要对商业零售企业促销活动中的偷逃税行为进行查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对商业零售企业从事欺骗性有奖销售、巨奖销售，在促销活动中销售不合格商品以及掺杂、掺假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在促销活动中采用不正当竞争等行为进行查处，并会同有关部门规范商业零售企业的促销宣传行为。
(二)整治商业零售企业超期占压、骗取供应商货款的欺诈行为。商务部要会同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研究制定有关规定，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预防、查处商业零售企业超过合同期限占压或骗取供应商货款的欺诈行为，促进商业零售行业的健康发展。商务主管部门要对商业零售企业与供应商的进货交易行为加强行业管理，对本地区商业零售企业占压供应商货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向社会公告长期占压供应商货款涉及户数众多、数额巨大的商业零售企业名单，确定重点监控企业。工商部门要依法对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行为进行查处，研究建立企业异常变更工商登记事项的预警机制，尤其是对重点监控企业加强监管，发现问题依法及时查处，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以美容美发业为突破口，整治服务业中存在的欺诈行为。商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开展行业管理工作，要会同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加强对美容美发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督促经营者落实产品进货查验等制度。工商部门要加强对美容美发业广告宣传和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对发布虚假广告和涉嫌不正当竞争的，依法予以处罚，同时要加强美容美发店内商品的监管，实时发布美容美发店内商品质量监测结果，对不合格的商品予以曝光，问题严重的坚决清除出市场，并查清进货渠道；质检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移送的生产源头情况进行彻底追查，依法追究质量及制假责任；价格主管部门要对美容美发店虚构原价、促销价格表示无依据或无从比较等价格欺诈行为进行查处。
(四)整治和打击商业特许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商务部门要开展对本地区特许经营发展情况的摸底调查，确定重点监控地区和企业。工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特许经营广告的管理，对特许人披露信息不完整、不规范，没有任何风险提示，或故意夸大投资回报的广告进行清理。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工商部门加强对特许经营展会活动的规范管理，对利用展会进行商业欺诈的参展企业，工商行政部门要予以查处。公安机关要对涉嫌诈骗的特许经营企业立案侦查。推动出台《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五)整治和打击对外贸易领域的商业欺诈行为。商务、海关、税务、工商、质检、外汇等部门要在外贸领域发挥各自监管职能，加强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发现欺诈线索的部门要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制止欺诈行为。积极推进对外贸易信用体系建设。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税务、海关等部门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有关出口发票管理的措施，整治虚假出口、低报瞒报价格和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
(六)整治和打击对外经济合作领域的欺诈行为。商务、工商和发展改革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严厉打击对外经济合作活动中发布虚假劳务、工程和招商信息，欺骗劳务人员、施工单位和投资者签订虚假合同以骗取钱财的行为；打击无资质、超范围经营行为。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开展境外就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商务部门要会同建设部门对拥有建筑资质的企业在境外开展承包工程业务中的欺诈行为进行查处。外汇、海关部门要对对外经济合作领域违反外汇、海关管理规定的欺诈行为进行查处。公安机关要对涉嫌利用虚假外派劳务、境外工程和境外投资等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立案侦查。
三、治本措施
(一)完善法规，强化监管。要针对商业欺诈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敛财、骗取银行贷款、占压骗取供货商货款等欺诈行为，分析其特点和规律，制订、修订法律法规，堵塞法律和制度漏洞。各地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涉嫌商业欺诈的行为，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及早发现、准确定性、依法严厉查处，彻底消除社会隐患。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工作职责，依据有关法规，加强行业主管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的衔接配合，整合监管信息，建立信息共享和反欺诈预警机制，完善商贸企业的准入退出机制。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诚信兴商”活动。一是深入开展各种诚信创建活动。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在已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和“百城万店重诚信”、“诚信纳税”、“守合同重信用”等各类诚信创建活动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深入开展“诚信兴商”主题创建活动的新形式、新路子。二是开展企业信用培训教育。加大企业信用培训教育力度，督促和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建立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加强和改善内部信用管理工作，形成信用风险防范机制。三是大力推动行业信用建设。要选择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行业，开展信用建设试点工作，引导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行业信用公约，开展信用信息服务和“守合同重信用”公示活动，建立督查指导制度等方式推进行业信用建设，服务会员企业。四是加强诚信宣传。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要开展诚信宣传教育。今年9月，结合第三个“公民道德宣传日”，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要对各地开展“诚信兴商”活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报道，营造“守信光荣得利，失信可耻受罚”的社会氛围。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把它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周密部署，认真落实，务求实效。
(二)强化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各地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整治措施落到实处。涉及跨区域的打击商业欺诈工作，各地区之间要协调联动。
(三)建立部际沟通协调机制。商务部统一组织协调打击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专项行动，宣传、发展改革、公安、劳动保障、建设、海关、税务、工商、质检、外汇等部门参与，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建立会议、简报、督查、报告等工作制度，按照各自职责承担相应工作。参加部际沟通协调机制的部门，要确定专项行动的负责人和联络员。
(四)充分发动群众，营造商业欺诈无处藏身的社会环境。普及防骗知识，提高群众防范欺诈的警惕性；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对欺诈行为露头就打，使其难以为害；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揭露骗术骗局，曝光典型案例，使群众放心，欺诈者寸步难行。
五、工作安排
从2005年5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开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动员部署阶段(2005年5月一2005年6月)，召开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制定专项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全面部署工作。
组织实施阶段(2005年7月一2006年4月)，按照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规定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组织实施。
总结检查阶段(2006年5月)，组织督查组，检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验收。



在现代司法证明活动中，物证因其客观性和稳定性而被誉为“证据之王”，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司法实务中，“物证为王”已经成为质证和认证环节的金科玉律。然而，与人证不同，物证具有特殊性，它本身并不会“说话”，随意散落或被刻意隐藏在现场角落的物证，更不会自己走上法庭。

某一物证能否成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程序环节:一是物证是否被正确地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物证在提取、固定、保管、送检环节出现问题，往往导致物证来源不明或者被“污染”。无论是来源不明的物证，还是“被污染”的物证，本质上都是“失真”的证据，不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最终将丧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二是物证中所蕴含的案件信息能否被正确的“解读”，即物证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科学、合法。不科学的鉴定方法或不合法的鉴定程序，都将极大地折损物证的证明价值。这其中，第一个环节又是重中之重，因为，鉴定不过是对物证所蕴含的案件信息的一种“解读”，若物证本身来源不明或者已经被污染，那么，即便后续的鉴定程序再科学、合法，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仍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毫无证明价值。

在中外司法实务中，因为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或送检环节出现问题，最终导致物证丧失证明力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被告人辛普森最终得以脱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辩方的法庭科学专家指出警方人员在提取和保管那些现场滴落的血痕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疏漏(如将本应用来包装干血痕样本的纸袋用于包装那些新鲜血痕，极易使血痕受到污染)，以致该物证的证明力被严重削弱。再如，我国前段时间引人注目的“王朝案”，该案本为一起普通的入户抢劫案，之所以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再审，耗时五年反复审理，并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质疑，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案的关键性物证——提取有被告人指纹的红酒瓶来源不明，以致人们对该物证(指纹)的客观性、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动摇了整个案件的定案基础。

实践中，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出现来源不明的情况，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务中一个比较常见和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在公诉环节还是审判环节，经常会遇到侦查机关移送的在卷物证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来源不明，以致关键物证产生瑕疵，无法形成定案所需的证据锁链。根据2010年颁布实施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9条的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司法实务中，一些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往往据此而形成了一套“迂回突袭”的辩护策略，即不直接攻击控方物证本身的证明力，而是围绕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瑕疵做文章。因为，一旦证明侦控方在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存在问题，则控方精心构筑的物证防线将不攻自破。

笔者认为，上述实务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传统证据学对物证概念的狭义定义。在我国传统证据学理论体系中，往往在狭义上将“物证”定义为“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站在静态的学理层面而言，这一定义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然而，若从动态的、实务的角度而言，这一定义却因为过于关注实物或痕迹本身，忽略了实物和痕迹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重要性，而容易在司法实务中形成一种错误导向:负责取证的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只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而忽略了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规范性，结果导致物证因为来源不明或被污染而产生瑕疵，证明价值严重受损。

基于此，笔者在此尝试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所谓“大物证”，就是将物证理解为一个“证据群”，而不单单是实物或痕迹。“大物证”的概念，强调将物证理解为是一个由多个法定证据种类组合而成的大证据单位。除了用作证据的实物或痕迹本身外，记录其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证明性文件，如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本身是为证明实物或痕迹的客观性、真实性而设。因此，事实上亦构成了物证概念的一部分，在实务运作(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中应当将其与实物或痕迹视作一个整体单元或单位看待。

客观地说，“大物证”概念的提出，并非学理上的独创，而是有着实在法(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之所以将“勘验、检查笔录”以及“搜查、扣押笔录”等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其目的正是为确保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为，无论是勘验、检查笔录还是搜查、扣押笔录等，本身在证据学上并没有独立的证明价值，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一方面旨在昭示立法者对物证来源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问题的重视，为此，立法者不惜将记录和反映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以此确证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立法者将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也是在提示司法实务部门，不仅应当重视对物证的收集，亦应当重视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记录和证明，因为两者事实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且缺一不可。这一立法理念与“大物证”概念的宗旨和主张无疑是完全契合的。

之所以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根本目的是希望在司法实务中提倡并形成一种指导调查、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新观念:

其一，对于取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作业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取证。不仅应当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提取，更应当注意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记录，准确、及时、合法地制作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形成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群”。

其二，对于举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公诉部门在举证和示证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为此，公诉方不仅应当出示作为证据的实物、痕迹本身，而且应当出示物证的勘验、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以证明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公诉方还应当出示物证的保管和送检手续，以证明物证在保管和送检流程中的规范性，以确证物证未被污染。

其三，对于质证和认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办案部门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将“大物证”作为一个“证据群”从整体上展开审查、判断。为此，办案部门不仅应当注意对实物和痕迹(包括鉴定意见)的审查，更应当重视对物证来源和保管、送检环节的审查，只有来源明确，保管、送检手续规范的物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来源不明或者保管、送检环节不规范的物证，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